作者：童大焕
2005年10月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过去50年，世界贫困率下降的幅度比先前500年的总和还要多。国务院扶贫办主任日前宣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已从2.5亿减至目前的2610万，约占世界同期贫困人口减少总量的70%。
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今天的绝对贫困线标准很低，仅为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68元，而且减贫的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调整绝对贫困线标准获得的。中国的贫困线标准1978年为100元，1985年为206元，1990年为300元，1997年为640元，2003年为637元，2004年为668元。
而这二十几年过去，中国的平均收入早已比当时提高了二三十倍，医疗和教育费用则上涨了一两百倍甚至更多！联合国和世行的绝对贫困标准是指每人每天消费低于1美元，按今天当日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基准价(介于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1美元兑换人民币8.0896元，则中国人均年收入达到2912元才算刚刚脱贫。而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到2004年，占全国人口70%的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才2936元。其中有40%是实物性收入，还有20%必须用于第二年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化肥、农药等。如果挤去其中的“政绩水分”，农民真正可支配收入人均每年不到1200元。
除了看绝对贫困线，还要看相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问题可能是比绝对贫困问题更重要、更值得重视的问题。对相对贫困问题，一要重视基尼系数，二要重视平均收入以下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总数。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困群体的弱势地位更加突出。在贫困人口逐渐减少的同时，目前我国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收入的差距在迅速扩大。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2.45，2003年为1∶4.12，2004年扩大到1∶4.39。这还是农民与农民之间的比较。
而平均收入以下的相对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总数问题，是一直没有被关注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50%以上的城市居民不堪医疗和教育费用的负担就可见一斑。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穷人的经济学》写道：“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
回眸中国扶贫“大事记”，从制度层面讲，中国扶贫事业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模式(见2001年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2004年和2005年两个中央一号文件，推出了一揽子减免税费、增加投入的惠农之举。
政府主导，体现了经济学中“守夜人”的公权救济理念。然而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全盘解决百姓的生存问题。最终依靠的仍然只能是百姓自己的力量。印度裔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在《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通过对世界历史上饥馑史的研究证明，假如人民普遍缺乏权利，即使这个国家并不缺乏粮食或者购买粮食的财力，也仍然可能出现大规模饥荒。无论国际国内，要彻底摆脱贫困，最主要的都要依赖于保障穷人的自由与权利，否则，政府救济的速度和力度可能远远比不上穷人被社会相对剥夺的速度和力度，甚至政府直接的转移支付也有可能被基层私分。比如，如果不能自由迁徙，一个人生活在资源贫乏的偏远地方，他就可能永远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生活在矿产品资源丰富的地方，但如果他及他所在的社区对这些资源没有任何权利，他也仍然无法摆脱贫困，甚至成为掠夺性开采造成的矿难和环境破坏与污染的牺牲品；比如拆迁、征地中的权利缺失，使许多人成为城市化运动中的牺牲品，因被剥夺而致贫；比如医疗、教育保障方面的权利缺席，一些家庭因为培养孩子或者有一个病人，就从小康堕入赤贫。
联合国《2005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全球有18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出现倒退，其中12个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中国不是绝对没有这方面的隐忧。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农民大国”，一半多人口居住在农村，并主要依靠小农经济维持生计。著名学者党国英先生曾计算过，如果没有政府丰厚的补贴，农户的经营规模必须达到10公顷(1公顷等于15亩)以上才可能谈得上小康生活。即使有政府补贴，农户的经营规模也应在4公顷左右。尽管这一计算也不无异议，但目前许多地方的事实是，农民人均耕地不足1亩，而且有逐年减少的趋势。在一些农业生产条件差的地方，不论农民耕作多少土地，要达到目前中等生活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情况下，过度开垦几乎成为必然。中国的土地开发带有明显的破坏性。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可居住面积已经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了一半多，而人口则增加了一倍。从卫星上看地球，中国版图上几乎“赤地千里”，绿色甚少，令人有触目惊心之感。如果农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保障不到位，中国农村的人口压力无法得到缓解，农民的小康将变成一句空话；土地和矿产资源等的产权问题导致的破坏性开采、农民本身对土地的过度利用和开发，都会直接破坏环境和农村居民的生存。由此造成的各种环境压力随时会倒逼城市。(作者系《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编，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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