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看！八两赈灾米是如何发出来的？

　　台风“达维”肆虐海南已过月余，琼海市在台风中受灾较重，该市潭门镇新潮村的一位李姓村民说，10月6日，各家在小卖部领了救济：每人8两米。文昌市沙港村更少，每人只有3两。

　　如此救助折射民权之轻

　　海南在经受了“达维”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破坏后，省政府拨出几千万元专项资金，社会捐助也达到好几千万元。而该省此次受灾群众是600万，按最笼统的计算，每个人也能得到20元左右的救助金，更何况新潮村是重灾区，理应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而8两米只不过1元左右，从几十元的捐助变成1元，这之间的金钱流向何处？难道百姓不会算这笔账？不会明白这里面的猫腻吗？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两千多年前的这句话我们早已熟知，但所看非所愿，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是只值8两米的民权，有时甚至一文不值，而且有时连最小的村官都能把百姓的权利踩在脚下。

　　没有民权的保障，百姓的利益就无保障；没有合理的途径去保障民权，百姓就只能学着忍受不公，最终导致权利意识淡薄，而百姓的权利也会被部分官员所蔑视，所看轻。

　　自然，媒体披露后加强

　　信息不公开滋生“怪事”

　　灾民只获得“8两救灾米”的怪事，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雁过拔毛”，担心救灾资金未能专款专用。据此，我们不妨算一笔账：“截至10月19日，中央财政安排救灾专项资金7400万元(意向)，省财政安排救灾专项资金2650万元，社会各界及海外同胞捐助款物4900余万元和意向性捐款1000万元”(10月21日

　　事实上，大部分救灾资金和捐款并没有及时到位，救灾部门所能支配的资金相对有限。更何况，救灾资金要优先照顾那些受灾严重、尚无居所的受灾群众，还要确保解决受灾群众的衣食住行。这样一来，每个灾民所能获得的救灾款项也就微乎其微了。

　　“8两救灾米”之所以在受灾群众当中成为不可理解的“怪事”，更多与政务信息不公开有密切关系，政府没有向社会公众及时公开救灾资金的拨付和使用，使此次赈灾发生“怪事”。试想，如果政府部门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救灾、赈灾信息，让社会公众及时而充分地了解救灾资金使用和发放情况，又怎么会滋生出这类赈灾“怪事”呢？

　　中国政法大学江厚良

　　拷问赈灾体系和财政体制

　　笔者以为，只追问“钱的去向和罪魁为谁”是不够的，我们应在更深层的问题上对赈灾体系和财政体制进行拷问，才能将腐败行为驱除于这个领域，让百姓获得本属于自己的救济金。

　　因为救济金是一层层审批的，划拨的时候也是一级一级地来，中间环节的增多，势必多了一些利益分配角色的参与，到最后灾民只能得到一些蝇头小利，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不好维持，哪里还谈得上其他的重建家园等。

　　其次，基层财政比较拮据，尤其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本来是用于救助、卫生、教育或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费用，就可能会用于其他诸如建设性的工程上。再若不通过一种合理的监管制约机制对其予以遏制，遭殃的仍是灾区的人民。

　　怎样来破解难题？笔者以为，当前要着力减少救灾金划拨的环节，同时对资金的去向进行科学严肃的审计，保障其能真正专款专用，这自然还需要基层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合，靠多方工作同时跟进，以便形成反腐合力，这样，今后才不致发生每人只获得8两救济粮的情景。

　　安徽省临泉县耿红仁

　　只有管理逻辑值得信任

　　“八两米赈灾”的背后有没有雁过拔毛、中饱私囊现象，目前尚且无从得知。但是，赈灾款中两个“几千万”与3两或者8两米，两者无法用一个等号连接却是一个事实。这个中间的“差额”到哪去了？除了截留，我们似乎想不出第二个可以让人接受的解释。

　　截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了，不单是救济和赈灾款项，也不单是在海南，在很多领域，在各个地区，我们以前都曾经读过不少版本的“雁过拔毛”的故事。

　　“我们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管理逻辑。”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何道峰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显然何先生的这句话是针对层层截留、雁过拔毛的“潜规则”而说的。现在，“八两米赈灾”，显然也是因为在管理逻辑上出了问题，在管理制度上存在漏洞。因为管理逻辑和制度的漏洞，赈灾的专款就会沦为层层都来捞一把的“公地”。

　　总之，我们不能冀望于领导干部的“善”。任何人都信不过。只有制度使人良善，只有好的管理逻辑值得信任。“八两米赈灾”，就恰恰暴露出我们在这方面的制度漏洞和管理逻辑的混乱。

　　山东省德州市石敬涛

　　相关专题：媒体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