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巴金-世纪文人的中国生存

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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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惫的百年灵魂终于安然睡了，

　　他曾经说，“我为你们活着。”

　　记者◎吴琪

　　阳光透过窗外照进病房，从清晨、晌午到黄昏，光线渐渐黯淡。

　　天色似乎应和着老人的逐渐离去。10月17日下午15点多，病床上的巴金心跳仍有70多次/分钟，不知是否由于呼吸机的原因，老人像离开水的鱼儿一样，嘴巴轻微地一张一合着。下午17点多，心跳降到50多次/分钟，嘴巴已经不动了，胸口仍在微微起伏。医生通知家属，“只有一个多小时了”。

　　忽然之间，在重症隔离病房的医生向外叫家属，女儿李小林冲了进去，贴着父亲耳朵大声叫着“爸爸，爸爸！”“爸爸，你说了要永远陪着我的啊！”一声声的叫唤即使透过密闭的玻璃窗，也让人听得格外清晰而凄楚。7点06分，当阳光彻底隐去，老人永远停止了心跳，几十年形影不离的女儿放声痛哭。

　　其实，这不是一场没有预期的离别。

　　101岁的老人已经有6年没有离开过华东

　　临终前的生命已经无法让老人感受到乐趣了，切开气管后，清醒的思维和无法言说的身体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折磨。熟人们探望得少了，一则同时代的老人们渐渐提前远行，二则巴老脆弱的身体极易被外界带入的病菌感染。而从内心情感上来说，看着巴老身上插满管子，假牙早已没法戴了，衣衫也难以讲究了，“就像一个永远上着刑的人，看了让人难过。这对老人是一种折磨。他不愿意自己的这个样子被人看到”。

　　巴金曾提到过希望自己病重后安乐死，病痛中他曾无奈地说道，“我为你们而活”。似乎活着成了他的一个职责。身边所有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着，只要大家知道他还活着，好像身边就会有一种很温暖的东西。所以即使重病在身，为了不给周围人添麻烦，老人永远是坚强地配合治疗。2005年10月17日的这个下午，在病房的落地玻璃窗外，亲人朋友们从各地聚集过来，长久地注视着他们尊敬的百岁面孔，静静地送走老人的最后一程。据身边熟人介绍，这次是巴老的家属要求放弃抢救，他们不愿再看着他为别人而痛苦地活着，最终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

　　除去身体的病痛，晚年巴金一直处在“文革”后的心灵折磨中。在起伏的政治运动中，身处其中的巴金既超脱不了当时的环境，又不愿陷得太深。他超越政党之上的爱国主义，最初试图对新政权保持局外者的冷静，却终于被各种改造运动深深地拽了进去。对于自我忏悔式的《随想录》，他曾说，“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这个自称“五四运动产儿”的知识分子，一生曾像圣徒一样追寻着“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内心痛苦而执著。早年的思想启蒙使他一直梦想着“在我的心灵中有一个愿望: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我要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让任何人落掉别人的一根头发”。“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同时也在个人道德层面约束着巴金。就在老人逝世的前几天，家人还按照他的习惯，以“李尧棠”的本名为南亚地震捐款。年逾百岁、一生不拿工资、只靠稿费养活的写作者，此时已经默默地为国家捐款超过50万元。虽然直到逝世时，他的理想也没有完全实现;虽然人到中年时，残酷的政治运动让他暂时遗失了早年所追求的，但是老人坚持要在晚年把它们拣起来。

　　巴金曾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突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

　　无论是早年逃离封建家庭束缚的决绝，还是晚年逃避心灵惩罚的彻底，这个一生爱国的理想主义者一直在以不同的手段与形态，同人性及制度的层层牢网永不停歇地作斗争。巴金一生都以托尔斯泰为榜样，早在1994年4月2日的家信中，他就说道:“说真话，我并未放弃过手里的武器。我始终在疲乏地奋斗。现在我是疲乏多于战斗。我说我要走老托尔斯泰的路。其实，什么‘大师’，什么‘泰斗’，我跟托尔斯泰差得很远，我还得加倍努力！只是我太累了。”

　　这次，疲惫的老人终于安心地睡了。

　　后半生巴金:挣扎于矛盾的“网”

　　记者◎吴琪

　　从“旁观者”到“鼓吹者”

　　巴金成名早。

　　正在老家上海枫泾镇过90岁生日的漫画家丁聪向记者回忆起来，笑呵呵地摆手感慨:“巴金在抗战前就名气很大了，年轻人都读他的《家》、《春》、《秋》，个个热血沸腾，为自己为国家找出路。我那时还只是个20岁的小伙子，靠画一些救亡漫画养活自己，比大文学家巴金小11岁，我与他在30年代的上海搭不上话。”

　　新中国政权成立时，当时已经享誉国内外的巴金到了45岁的中年之秋。虽然并不隶属于某个政党，巴金早年反封建的激情作品曾把无数年轻人带进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今年73岁的诗人邵燕祥回忆起当年的气氛，“多少年轻人想做巴金笔下的觉慧，而不愿意像觉新那样被封建制度和家庭吞噬”。

　　实际上，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巴金基本上是在谨慎地沉默。他仍旧希望做一个不拿工资的写作者，与各式文人纷纷要么与政治靠拢、要么被政治打垮的命运不同，巴金似乎处在这两类人中间。新政权刚开始并不完全信任他。据说，巴金和胡风是上海最晚接到首届文代会邀请通知的人，他当时担任的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上海文联副主席等虚职。但他的旧作并不是像沈从文那样被通知毁版，相反却在他与兄弟办的出版社中大量再版。与那些争着表态批判自己的人相比，巴金只是不痛不痒地做了有限的一点自我批评，他只是面对新中国这样地自我批评自己的作品:“我的作品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薄弱”，“我的作品的缺点是很多的”，“时代是大步地前进了，而我个人却还在缓慢地走着。在这个新的时代面前，我的过去作品显得多么的软弱，失色！”

　　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分析到，别有意味的是，巴金在新政权中第一次公开发出声音，是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局外者的。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巴金说，“我是来学习的”。巴金的单位是作家协会，但是他放弃领工资，他与朋友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终因相互矛盾而退出，另与兄弟办平明出版社。出版社必须公私合营，巴金1952年到北京的时候，感受到这种气氛，几次写信与萧珊讨论生计问题。他谢绝了工资，也许是希望自己能保持一个单纯文人的位置。

　　但是丁玲向他发难了。这位以《沙菲女士的日记》而闻名20年代末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在建国之初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她有意识地清理巴金、冰心等当时年轻人十分喜爱的作家作品的影响，“巴金的作品，叫我们革命，起过好的影响，但他的革命既不要领导，又不要群众，是空想的，跟他过去的作品去走是永远不会使人更向前走，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就是正在要纠正他的不实际的思想作风”。显然，巴金并不代表革命的方向。

　　那时属于年轻知识分子的邵燕祥回忆起当时的感受，“1950年左右开始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很多让人心怀崇敬的老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学者作家都纷纷出来检讨过关，在中央报纸上连篇发表自我批评的文章，有的人把自己说得很不像样子，让人非常惊讶”。大家从1949年毛泽东发表的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里，自认为在民主与个人主义问题上，找到了老文化人痛斥自己的依据。“知识界里的带头羊是郭沫若，他自我批判时候说，他们那一代人接受过世界上各种思潮的影响，像一个旅游各地的旅客，手提箱上贴满了各地标签。”那时刚刚从事写作不久的邵燕祥说，“他们好像比我们更需要思想改造。”

　　书斋已经不再是可以逃避的地方了，巴金于是必须从他希望的清净中走出来。据巴金文学研究会向记者提供的最新发现的材料中，1952年1月7日，丁玲致巴金的书信中明确提到，“你过去的作品，虽说在思想上还有所不够，但却是有热情的和感人的，我以为你如果能获得些新生活，对群众的感情有些新体会，那是可以写出新鲜的作品来的，这是我们今天人民和国家所需要的。因此我极希望你能抽出一段时间来，如果不能去朝鲜，则去工厂也可”。

　　巴金对自身和作品的信心被急风暴雨般的革命运动逐步打击。在全国文联组织的“朝鲜战地访问团”赴朝之前，他在家书中表现出分外想家。巴金研究者李辉提到，巴金当时其实并不像其他革命者那样热情高涨，对于前景，他的内心惶惑不安。在给萧珊的家信中，他屡次提到对家的分外留恋，“我的确想家，我真不愿意离开‘家’，离开你们。我一生一直在跟我自己战斗。我是一个最大的温情主义者，我对什么地方都留恋。我最愿意待在一个地方，可是我却到处跑过了。我最愿意安安稳稳地在上海工作，可是我却要放弃一切到朝鲜去。我知道我有相当深的惰性，所以我努力跟我自己战斗，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这次分别我心里最难过，因为分别时间最久，而且对前面的工作我全无把握。我无经验，无工作能力和方法，有的就是热情和决心。”

　　但是早年接受过“无政府主义”者的大同理想熏陶，巴金一直同情底层劳动者。两次被巴金称为影响了后半生的入朝经历，后来也确实让这个久居书斋的读书人兴奋不已。当年193师的宣传科长王奂在《巴金在朝鲜前线》中，描述了年近半百而刻苦改造的巴金，“(清晨)只见巴金正手捧着俄语读本，坐在屋后廊台上，像学生念书般地朗读着。他是照例早我们一小时起床，5点到7点开饭前进行学习的。我感到他年事已高，睡眠不足会有碍健康，便劝他应当多睡一会儿，不料巴金却手不离书地回答:‘不行啊，今年我已50岁，如不抓紧读就没有时间了。’”

　　很快，巴金责无旁贷写起了歌功颂德的文章，《大欢乐的日子》、《倾吐不尽的感情》、《团圆》(即后来被改编成的《英雄儿女》)，热烈的赞美与表态，是巴金创作世界和平题材作品的一个特色。在当时形势一片大好的鼓舞下，巴金的直抒胸臆显得真诚而投入。当时和巴金接近的工作人员向记者提到，“他去朝鲜战场，见彭德怀与志愿军在一起，他是非常真诚的，由衷地感佩。他反对封建制度，反对不平等，关心劳动人民的苦难，他觉得新社会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没有失业，没有痛苦，也让他真心地激动。巴金是要坚持写作，但他不要求入党，不以政治活动家为自己的目标”。而研究者周立民分析说，读巴金写朝鲜战场的文章，除了万丈热情外，却找不到他自己的身影，这也是“换笔”之后的巴金比较重要的变化。过去巴金在文章中敞开心扉，显得坦诚真挚，可是现在的他总是吞吞吐吐，好像尽量不触及自己的内心世界。

　　消极的“活命哲学”

　　就个性而言，巴金是一个单纯而善良的老实人。巴金好友、《收获》杂志主要创办人章靳以的女儿章洁思向记者回顾道，“我父亲与巴金是好友，母亲和萧珊是同学，萧珊当年把我母亲介绍给父亲，所以两家人就像一大家子一样，不分你我。萧珊和我母亲是闺密，有说不完的私房话”。巴金非常内向，和写作时下笔千言的外露情感很不一样。不高的个子，一口四川话，说起来讷讷的，外人初听起来有些费劲。

　　50年代，章靳以和巴金几乎天天见面或通电话，“他们都是对人特别真诚的人，那时有不知名的年轻作者上门来，有的诉说自己的困难，他们都会送钱给人家”。作为章靳以的学生，从1957年《收获》创刊开始就任编辑，现在77岁的老人彭新琪回忆说，章靳以对积极加入共产党相当踊跃，上午去工厂劳动，下午到《收获》主持工作，晚上还要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十分辛劳。比较而言，巴金多是被外向的章靳以拉着给予工作帮助，他对政治并无太大兴趣，只希望用写作反映生活、表达理想。

　　但是政治运动下的文人们终究躲不过当时的各种政治表态。巴金后来在《随想录》里，对自己五六十年代的作为曾痛苦地自责。对于巴金等人不得不写的应景之作，邵燕祥回忆道，“其实那些文章，我们也没有仔细看过，觉得也就那么一套，都不是太当真。在当时的环境下，各行各业的带头人都要对不断变换的运动斗争表态”。当革命诗人胡风突然被宣布为反革命集团头目时，“普通人和胡风也没有交往，当时认为像巴金这样的文学界名人更了解真相，所以多数人都被蒙蔽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内心真正痛苦的，是受过近现代启蒙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基本的民主、自由、法制的观念，让他们违心地表态是非常痛苦的。”

　　对于在那个时代里巴金创作文学作品越来越少，一般人并不感到奇怪，“大家都忙着改造，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改造好世界观，就写不出好作品”。

　　事实上巴金对胡风和路翎等文人的批判，最终也被添油加醋地夸大了。在巴金家人最近意外发现的书信中，有一封1955年6月1日时任《文艺报》常务编委的康濯致巴金信。来信如下:

　　巴金同志:

　　寄来的批评《洼地上的“战役”》的文章收到了。很感谢你。你写得很细致、很具体，因而有说服力。文章本身同时也是一篇动人的散文。我们看了都很高兴。但因为目前正在紧张地揭露和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阶段，我们考虑着目前似应更多地发表从政治上揭发和批判的文章;这样一来，你这篇文章估计最近一期(6月15日出版的)不一定能有篇幅发表。我们正设法争取文章更早和读者见面，不过，在万一的情况下，也许要拖一期。请你原谅。

　　另外，文章中对路翎小说分析得很好，只是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分析后所指出的根源只谈到是“小资产阶级”，这怕应稍加修改。其余还有个别段落稍有重复，也打算略作删节。但因往返费事，不打算再寄给你了。我们想冒昧地动手做点小修改，发表前再把清样寄你看。希望允许我们这样做。

　　而到了1958年，55岁的巴金因为写了《法斯特的悲剧》，对最终抛弃了美国共产党的美国左派作家法斯特批判不力，自身遭祸。晚年他在《〈巴金六十年文选〉代跋》里面提到当时的心境，“我对法斯特的事情本来一无所知，我只读过他的几部小说，而且颇为喜欢。刊物编辑来组稿，要我写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说是某某人都写了，我也得写。我推不掉，而且反右斗争当时刚刚结束，我也不敢拒绝接受任务。”勉强写了一篇之后，“编辑部就转来几封读者来信，都是对我的严厉批判。我有点毛骨悚然，仿佛犯了大错。”巴金描述自己当时的真实心态，“我不甘心认错，但不表态又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无事。检讨信发了，我胆战心惊地等待事态发展，外表上却做出相当安静的样子。”“我并不承认‘回头是岸’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

　　一度被突变的政治形势“灌了迷魂汤”的巴金，真心接受改造。当时在《收获》工作，被分派批判巴金的彭新琪清晰地记得巴金一丝不苟的性格。“‘文革’中巴老被打倒的时候，他非常真诚，真的觉得自己有错误。在上海作协楼下的煤气间里边，巴金、师陀、王西彦等都被要求写检查。有人比较会保护自己，称病不去劳动。但是巴金非常守规矩，极为老实的一个人，要他几点到就几点到，要写检查就认真地写检查。”

　　有一次巴金在复旦接受批判，他买了一份饭走在路上，复旦大学的一位学生走在旁边，偷偷地对他说:“巴金先生，我们非常敬重您。”巴金赶紧说:“不要不要，我真的有错。”在一旁的彭新琪觉得，一来他是怕学生受到牵连，二来他真的觉得自己有错。“我亲眼所见，一方面心里很难受，但是看到他爱护青年，又觉得他很崇高。”

　　巴金温厚的性格使他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章洁思说道，“我情不自禁拿自己父亲的性格和巴老比，我的父亲‘有燕赵感慨之歌的感觉’，性子很烈，如果他继续活着，肯定熬不过‘文革’。但是巴老性格不太外露，他将感情放在内心，平和而坚强，所以能够挺过坎坷长夜。他自己也说，被关在‘牛棚’里的时候，他想起靳以，虽然50岁就早逝，觉得对他而言也未必不是幸事”。

　　早年逃离封建家庭的巴金，说过自己“鞭挞的是制度，而不是人”，其实晚年他自己也时常提到，他的祖父非常疼爱孩子，父母也给了他无私的爱。内心感情丰富的巴金，等到自己有了家庭之后，对家的眷恋使他甚至不愿意远行。巴金感慨到，自己40岁才结婚，等到有了家庭才知道家的温暖，原本晚婚是因为深感家的责任重大和温暖。萧珊听到别人转述的这段话时，曾感动得流泪。

　　对和睦家庭生活的眷恋也使得巴金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章洁思回忆说，“我干妈萧珊特别有亲和力，成天嘻嘻哈哈的，笑起来真是银铃一般，高高挺挺，特别神气的一个人。每次到我家来，还没进家门，就一路喊着‘章大哥、章大哥’，未见人先闻声。”萧珊非常喜欢小孩，经常带着朋友的一大群孩子去吃饭、看电影，搂着大家，“她不是给人慈爱的年老的感觉，40多岁的人了，却像一个开心的大姑娘一样。”小朋友们的生日她都记得，一定不会忘记每个人的礼物，还特别喜欢和孩子一起照相。巴金对家庭气氛的依恋，使他必须屈从于“活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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