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巨澜 方大丰
以“受贿济贫”为由头，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受贿案引起的争议刚刚烟消云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10月15日二审开庭的湖南新田县教育局局长文建茂受贿10.93万元一案中，被告人郑重其事地向法庭提出了“受贿济贫”的情节，似有翻版余斌设法冲抵腐败“呆账”的企图。(见10月24日《法制周报》)
不过，与媒体报道余斌自述“襟怀坦白”不同的是，文建茂一露头就被锁定为“贫困县冒出个‘阔局长’”。其“拉长脸”为自己辩护“我用收来的钱财进行了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这些钱应该从我的受贿款中扣减”等言论，则通过媒体的传神描述而沦为笑柄。究其原因，或许是文建茂的自辩落入余斌窠臼的痕迹过于明显，以至于记者、读者产生“审美疲劳”而一笑了之。
然而，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受贿济贫”为规避获罪的盾牌，其自辩的“灵感”大有剖开一看的价值。
据报道，有法律界人士主张：行为人收受贿赂，未从中直接得到好处，将受贿款用于公务活动并查有实据的，可以不作受贿数额认定。而事实上，余斌一案“判三缓五”的结果，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观点。余斌案二审判决主审法官称：“法院认定余斌受贿9.5万元、用于公务开支和扶贫7.9万元，假如能冲抵，余斌受贿还有1.6万元，也达到了实刑标准，应该说法院对余斌的判决是宽容的。”
由此看来，文建茂祭出“受贿济贫”的“法宝”是有来由的。其自辩“受贿济贫”，贪图的其实是在量刑时能够获得尺度的放松。
事实上，经新华社及其它媒体记者调查，余、文所谓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的款项颇有些莫明其妙，其中有的是以欠款形式被记于个人名下，有的是以单位名义捐的款。即便算是余、文平日有扶贫帮困的积德行善之举，也不足以使他们的贪污行为得到宽容。否则，以“济贫”而受贿、以“社会赞助”而受贿、以“公务活动”而受贿，便可能成为某些人打法律擦边球的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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