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两弹元勋朱光亚：从不谈自己只谈别人和集体

　　作者/王建柱

　　朱光亚，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国防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他作为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技术负责人，和许多著名科学家一起，组织领导了我国原子弹及氢弹的研制工作，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的突破及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为铸造和建立我国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

勋。

　　朱光亚曾担任过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等职务。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4年12月2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北京联合举行了朱光亚科技思想座谈会。同时，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与核物理结下不解之缘

　　1945年7月15日，在美国新

　　当时的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北宜昌，在上中学时就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时，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吴有训、吴大猷等著名教授，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秘密前往美国，踏上了中国寻觅原子弹的漫漫征途。但让他们未曾料到的是，美国根本就不向任何人开放原子能技术，对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学者也不例外。考察组只好解散，人员各奔东西。朱光亚不改初衷，他去了老师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专门从事实验核物理的研究工作，几年后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从此，他与核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之后，已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李政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当初派的几个人，只有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1949年秋，25岁的朱光亚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1950年春，他毅然回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创业热潮之中。

　　20世纪50年代初，朱光亚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从事过物理学的基础教学工作。在这期间，商务印书馆于1951年出版了他的个人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大概是国内较早介绍这方面知识的著作之一。这也说明，朱光亚回国后一直没有放弃搞原子弹的志向。

　　1955年1月，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和核威胁的严峻形势，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号召，决定在苏联的援助下，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朱光亚被召回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了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

　　1957年，我国核武器研制机构急需一位负责最后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最后决定推荐朱光亚去担任中科院原子能所物理实验室的副主任。26年后的1983年，钱三强在《谈培养学术带头人》一文中，以当年推荐朱光亚为例指出：“他(指朱光亚)那时还属于科技界的‘中’字辈，选他到原子能所，是因为他有以下长处：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他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他善于团结人，既能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第四，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实践证明，他不仅把担子挑起来了，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能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现在他还不到60岁，还可以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培养人才继续显身手。”

　　毕生精力献给“两弹”

　　1958年秋，苏联援建的核工业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方使用，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诞生了，核梦想在新中国科学技术的腾飞中就要实现了。然而，1959年6月，距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不到两年时间，苏联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专家，我国的原子弹科研项目被迫停顿，正在试生产的企业陷于瘫痪，凛冽的寒潮席卷了中国大地。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发出了向国防尖端技术进军的动员令。

　　1959年7月1日，35岁的朱光亚奉命调到二机部，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和第四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承担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同时负责点火等主要技术课题的攻关指导工作。他协助副部长钱三强和所长李觉将军，组建机构、调集人员、筹备设施，一支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大军诞生了。

　　中苏关系恶化，给我国的原子弹设计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援华苏联核武器专家平时就严密封锁有关核武器的机密情报和关键技术，撤走时又毁掉了所有带不走的资料，使中国的核武器研制陷入了困境。然而这些难不倒中国的科学家，朱光亚提出，就从苏联专家所作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研究起。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在交织着继承和否定的科学探索中，中国的原子弹设计理论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朱光亚作为研究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主要负责全面的科研组织工作，既抓技术指导、业务协调，又抓科研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他那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对核武器研制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考虑到各方面的准备工作，1962年9月，二机部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奋斗目标，即有名的“两年规划”。为了尽快操作实施，朱光亚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两份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核爆炸试验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以塔爆方式进行，第二步再以空投方式进行。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对于中央正确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11月3日，毛主席仔细审阅了这份报告，十分高兴地在上面批示：“同意，很好。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周总理在听取汇报时亲切地招呼朱光亚：“请坐到前边来！”这是朱光亚第一次面见总理，他在总理对面坐下，激动万分。

　　当时朱光亚只有38岁，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谈吐清晰，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讲得很好，很好！”周总理赞赏地对朱光亚说：“核武器研究所的同志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努力，党和人民是清楚的。”

　　临别的时候，周总理紧紧地握着朱光亚的手，诚挚地说：“请捎个话，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们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努力！”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随着“起爆”那一声铿锵的命令，大漠中骤然闪出一道强光，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成功了！看到这惊心动魄的壮观景象，老成持重的朱光亚激动万分。当晚，在试验基地举行的庆功“宴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紧接着又开始组织实施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都分别取得了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

　　根据毛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朱光亚和同事们加快了研制速度。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强烈的冲击波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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