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嘉：具有神秘色彩的肝外科主任

　　2005年3月31日，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一些等待做肝切除、肝移植的病人在阅读当天《新民晚报》上的一条消息：上海医生再次刷新器官移植手术全国纪录，出生119天女婴成功换肝。他们获悉：两天前，也就是29日，“劈裂式肝移植”——即将肝分给两个人，六旬老人是肝癌，不足四个月的女婴是先天性胆道闭锁症——手术做得很成功，两个人都有救了。人们议论纷纷：你们看，我说嘛，樊嘉，又是樊嘉做的手术嘛。

　　这个为人们推崇的有几分神秘色彩的樊嘉大夫，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副院长、肝外科主任，他从医20余年，主刀各种类别的肝癌切除手术3000余台，肝移植手术270余台。从他手上，那么多的肝癌病人获得了1年、2年、3年、5年以至更长时间的生命。

　　重中之重的起步

　　1978年恢复高考，20岁的樊嘉从江苏盐城考取了南通医学院。从医两年后，他考入了南京铁道医学院，获取了硕士学位，在医院的普通外科，一干就是5年。他生就一双修长灵敏的手，似乎一上手术台就更有悟性，学得快也学得扎实，再加上勤奋，被他的老师们一路看好：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外科医生。1995年他获得上海医科大学(2001年并入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他像一棵逐渐长成的大树，要去做栋梁之材了。

　　恶性肿瘤是百病的恶中之恶，全世界每年有数百万条生命被癌症夺走，肝癌则是癌症中最恶的病症，病发和死亡都称得上是最快的，并且难以诊治，被医学界人士称为“癌王”。中国每年大约有300多万人得肝癌，死亡人数达到20万，这个数字占到世界的一半。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肝癌的诊断技术、治疗技术都很差，药品也十分缺乏，医院里肝癌病人的死亡率很高。一些老医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一夜连死了几个，哭声不断，他们用一辆平板车把病人的尸体推出病房时，真是寒心呀。

　　中山医院的汤钊猷院士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从血管外科转行专门研究肝癌的诊治。当时，从血管外科转到肝癌临床研究的还有樊嘉的老师余业勤教授等，他们要攻克肝癌，还成立了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

　　2004年4月7日汤钊猷院士获得了全国卫生系统的最高荣誉“白求恩奖章”。汤院士用4个字“两件半事”概括了他这辈子的研究成果：一件是小肝癌的研究，另一件是将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再切除，还有半件是目前正在做的肝癌转移复发研究。

　　所谓小肝癌也称“亚临床肝癌”，即还没有出现临床症状的早期肝癌，汤院士用甲胎蛋白对其进行检测和诊断，因而提前了肝癌病人手术治疗的时间，提高了肝癌病人的生存率。据汤院士领导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2000年的统计，他们切除的直径小于5厘米的小肝癌1326例患者中，10年生存率达到43.8%，而此前，肝癌患者5年的生存率仅为3%。世界业内人士公认，汤钊猷院士的“亚临床肝癌(小肝癌)”从概念到理论体系为人类征服肝癌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汤教授在肝癌研究方面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对于那些因为肿瘤太大不能施行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首先采用介入、化疗等综合治疗的方法，把他们的肿瘤缩小以后再切除，使患者5年的生存率达到了62.2%。

　　汤院士把自己目前正在做的肝癌转移复发研究称作是半件事。

　　1990年和1994年，汤钊猷院士先后成为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和共同主席，活跃在国际肝癌研究的学术舞台上。而这时樊嘉正在上海医科大学读博士研究生，他的导师余业勤教授是汤教授的研究搭档。

　　导师们的言传身教，在精细地雕琢着樊嘉。特定的环境，决定了樊嘉作为临床医生的起步就是做肝癌病人的手术切除。余教授没黑没白地为病人手术、诊治，樊嘉做住院医生，干脆搬张床，住在医院里。他的导师，他的病人及病人的家属任何时候叫他，他都可以随叫随到。直到今天，他的名声大了，做了肝外科主任，做了中山医院的副院长，仍然昼夜开着他的手机……

　　樊嘉跟老师学习原发肝癌的手术切除、原发肝癌的再次手术、原发肝癌的冷冻治疗、小肝癌的手术治疗、大肝癌的分段治疗、无血切肝、肝门区肝癌的手术切除、切肝手术的新技术、肝切除手术中大出血的预防技术……所有这些切除和治疗，余教授从理论的阐述到临床的操作，在国内外都堪称最早最大，对于樊嘉的影响力也是最佳的。

　　1996年，余教授操劳过度，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年仅67岁。恩师走了，留给弟子的是他未竟的事业……

　　如虎添翼

　　随着医学的发展，要治疗中晚期肝病，肝切除已经不是惟一的手术方法，还可以对患者进行肝移植。

　　自从1963年世界施行了首例人体肝移植以来，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肝移植已列为临床常规手术。全球施行肝移植每年以8000例左右递增，先进国家和地区的肝移植存活率一年为85%到90%，5年为75%左右，最长存活者已活过了30年。我国的肝移植起步较晚，1977年，上海瑞金医院完成了国内第一例肝移植。1978年，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进行了国内第二例肝移植手术。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从1997年起，我国的肝移植才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步入了临床应用阶段。

　　在我国肝移植的起步阶段，汤教授把他的眼光瞄准了世界这个行当的尖端地段，把中山医院的医生送到那里去学习。在他的提议下，1999年9月，中山医院把樊嘉送到美国的匹兹堡大学，那里是肝移植之父Starzl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肝移植中心。樊嘉说那里一年要做200多台肝移植手术。

　　2000年3月，樊嘉学习归来。为了把中山医院的肝移植手术尽快开展起来，樊嘉和他的同仁不断地进行着岗位练兵，在动物身上一次一次地做实验。外科手术及其术后的护理是十分繁忙的，即使是双休日，医生们早上也得去病区查房，这是传统，因为医院里的老一辈人都是这么干过来的。于是，他们只有利用双休日查完房的时间去做动物实验。

　　这一年的夏天，他和他的同仁们连续做了6例小猪的肝移植手术。室外三十七八度的高温，室内空调在手术时不但要关闭，还要吹热风。因为10万元人民币一套的恒温装置价钱太昂贵，要给打开肚子的猪升体温，只能靠提高室内的温度，于是室内温度升到40来度。手术室里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人们在高温下忙活着，取下一头猪的肝脏经过修整后给另一头猪种上，那一个个血管要接上要缝合；小猪出血太多，心率失常了，还要在健康的小猪身上采血，给手术中的小猪输血……他们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身上的衣服都能拧出水来。

　　终于，实战的时机到了。

　　2001年4月16日19时至17日早上7时半，经过12个半小时的努力，樊嘉完成了他主刀的第一例肝移植手术。70高龄的汤教授半夜亲临手术室督战，给大家鼓劲儿。老人家往那里一站，默默忙碌的人们有了力量。手术台上躺着的是一位47岁姓徐的男子，上海人，医生们叫他老徐。老徐患肝癌，肿瘤已经长到7公分了，任何治疗都不能做了，肝移植就成为他活下去的最后一拼了，他同意医生为他选择的手术方案。当医生打开他的腹腔时，看到他的肿瘤已经突出在肝脏表面，而且一碰就会破。这是影像上无法看到的。樊嘉担任主刀，沉稳应对，切除肿瘤以后再拿掉肝脏，这是超常规的，但是却有效防止了肿瘤的破裂。老徐的坏肝被医生们拿掉了。接着，樊嘉开始十分精细地缝合一根根血管……终于，一个新鲜的肝脏种在了老徐的体内。

　　在以后的日子里，老徐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鬼门关，一直活到了今天。

　　1999年，樊嘉给一个12岁的女孩做肝切除手术，打开腹腔才看到，女孩的肿瘤是弥漫性的，血管里也已经有癌栓了，不能切除了。但是樊嘉把这台手术做下去了，他给女孩做了一个肝动脉泵插管，即埋泵，通过这个埋泵给女孩打化疗针。于是，奇迹出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孩的肿瘤也逐渐消失了，她回到学校去上学了，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去享受生活。一个看似蔫死得即将掉到地上去的花蕾，又鲜活得含苞欲放了。

　　2000年，樊嘉还主刀过这样一台手术。他为一名40多岁的男患者做切除手术，那个人的肿瘤有14.5厘米，做过3次介入化疗，在手术中突然大出血，一喷就是一千毫升……病人的血压一下就降到了零，心脏也即将停跳。这时，主刀医生如果略微一战栗，犹豫个十几秒钟，病人就会立即死在手术台上。在场的人都慌了。樊嘉非常镇静，飞快地用手堵在了患者下腔静脉的破口上面，命令下面的医生把流出来的血吸干，自己则迅速缝合血管破口。实际上，他只需要用半分钟的时间缝上三四针即可，但是这个技术要求是很高很高的，必须眼疾手快还要十分准确，因为下腔静脉很薄也很脆，缝不好裂口会更大……30秒钟滴答滴答地过去了，病人的血管破口缝合了，血被止住，血压已经开始回升，险情排除了。医生们提到嗓子眼里的心啪嗒一下归位了。又一个手术成功了。

　　事情过去很久了，他在一次和自己的博士生贺轶锋聊起这台手术的时候这样说，“这时，人突然就后悔了，我为什么做外科医生……”是的，一个外科医生，需要面对太多的惊险。然而，当他拿起刀子救人一命的时候，没有后悔了，只有4个字：快干你的！

　　病人为主

　　2002年8月3日，樊嘉主刀，和肝移植小组的医生们一起做了上海第一例“父肝子受”的成人活体肝移植，切下了55岁的父亲鞠祥根825克的右半肝，超过他全部肝组织重量的一半以上，移植给了32岁的病儿鞠永平。手术做了17个钟头。

　　儿子的肝硬化已经很厉害了，出现了肝腹水。父亲为了救子，毅然决定取下自己的部分肝脏给儿子。由于年龄大了，手术后，他的黄疸指数达到100多(正常指标在17以下)，凝血功能也不太好，浑身无力，很虚弱。父亲住在普通病房，儿子住在重症监护室。樊嘉干脆成天住在医院里，跑病房，跑监护室，不断休整术后护理方案，一天下几次医嘱，实在累极了，坐在椅子上也会睡着。他说，“碰到情况，病人为主。”

　　2003年10月，樊嘉又主刀做了中山医院的第一例减体积肝移植。安徽农村一个7岁的小男孩被查出患有肝豆状核变性，这是一种先天性疾病，因为患者的肝脏不能合成铜蓝蛋白，血铜在体内沉积，现在沉积到肝脏，孩子出现了肝硬化、肝腹水，如果疾病继续发展下去，人到了二三十岁的时候就会言语不清，双手颤抖，神经发生障碍以至危及生命，活不下去。治愈孩子的病，只能进行肝脏移植。

　　手术做了四五个小时，樊嘉和肝移植小组的医生们按照这个孩子肝脏的大小休整了供体肝脏。一个新的肝脏在孩子的体内成活了。孩子胆子很小，手术前后，给他抽腹水、打针、拆线、拔管子，他都非常害怕，在病房里拼命哭喊。医护人员除了给他治疗，还要哄着他，呵护着他。孩子在中山医院住了半年，出院以后回到学校，还当上了班长，3个月到医院做一次例行检查，每次来都非常快活，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樊嘉认为，要真正做到“病人为主”，还必须敢于为他们去闯“禁区”。

　　在医治肝癌的手术中，肝脏的门静脉癌栓是一个禁区，手术难度大风险也大，治愈力也是极低的，许多医生不敢问津。因为门静脉癌栓发展得很快，可以迅速从门静脉的末梢长到主干，栓塞血管，引起门静脉的高压，产生大量腹水，消化道出血，许多人甚至熬不出三个月。所以，樊嘉的手术刀扎进了这一禁区。做这一类手术，需要医生在切除肝脏肿瘤以后，找到有癌栓的门静脉分支，用手术器械或其他方法探进其深处，将癌栓取出。此时的樊嘉在手术台上一旦看到病人的血液从血管里涌出，往往会开心得一塌糊涂。因为堵住血管的癌栓被他取出来了，血管变得通畅了，血流自然也就通畅了，所以从血管里涌出的血液，就像红色的信号，预示着胜利。

　　在为门静脉有癌栓的肝肿瘤病人进行肝移植手术时，风险更大。对那些肿瘤多发的、门静脉细小分支有癌栓的病人，他在排除了远处有转移的迹象以后，会果断地为病人施行肝移植手术。在手术过程中，他凭借自己多年切除肝癌以及从门静脉取出癌栓的技巧和经验，手法上稳、准、快，再加上十二分的小心，下刀十分讲究。术后，他对病人进行综合治疗，为病人选用新的对肿瘤有抑制作用的抗排异药物以及有靶向作用的化疗药物。因此，一些看来没有治愈希望的患者，在樊嘉和他的同仁们的刀下竟然得到了救治，延续了生命。

　　母女同肝

　　2003年的11月初，中山医院收治了这样的母女二人：35岁的朱桂芳患有先天性肝豆状核变性，肝功能已经衰竭，发烧、呕吐、手抖得厉害，肝腹水严重。7岁的女儿刘雨欣患的是先天性肝内胆管闭锁，她面黄肌瘦，发育严重受阻，身高只有1.15米，体重20公斤，而且病情还在日益恶化。针对这种情况，由院长王玉琦教授和副院长樊嘉教授领衔的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决定对她们施行一肝二用的劈裂式肝移植。

　　但是，拿出手术方案，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樊嘉和他领导的肝移植小组虽然做成功了鞠家父子的亲属活体供肝的肝移植，2002年10月28日，樊嘉还主刀做了一例来自福建的“父肝子受”的活体肝移植——把父亲的肝脏种到了一个3岁孩子的体内，使这个患先天性肝内胆汁淤积症的奄奄一息的幼小生命得到了挽救。但是，现在要用一个离体肝脏一劈为二，使两个人完全靠一个供体来生存。一是离体肝脏相对成人的活体肝脏，必然会有一个相当长的缺血时间，而且要一劈为二，让这两个半截的肝脏在两个受体中存活，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其二，樊嘉说，17年前，德国医生在汉诺威(注：美国的匹兹堡、英国的剑桥、德国的汉诺威、荷兰的哥罗林根为世界四大移植中心)做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一肝两用的劈裂式肝移植以来，在中国国内还没有听说母女俩靠同一个供体生存下来。他没有可供借鉴的国内资料，除了翻阅国外的资料，只能凭借自己和肝移植小组的其他医生们临床经验的积累以及手术技能的精湛，他们需要打拼一下了。

　　从11月28日晚上到29日凌晨，樊嘉主刀，手术顺利进行。2002年12月3日，《健康报》对这一手术进行了报道：

　　“11月28日晚6时，母女俩同时被推进手术室。樊嘉、王玉琦、吴志全、周俭、邱双健、符伟国和儿科医院郑珊等专家教授兵分二路，组成两个小组切除病肝，樊嘉教授和周俭副教授等在显微镜下将一个供者生前自愿捐献的重为1033克的完整的同种异体供肝沿中路一边止血，一边劈成‘左小右大’两部分，并重建各自独立的肝动脉和肝静脉及胆总管系统。移植手术经过11个小时后顺利完成，供体右半肝731克顺利替代了母亲725克坏死肝脏，供体左半肝302克换去了女儿532克病肝。”

　　手术成功了！

　　美国匹兹堡肝移植科主任John Fung教授对这台手术评价道，这是世界上报道的第一例母女俩同为受体的劈裂式肝移植。

　　爱心的奇迹

　　2005年1月9日，从上午9时到下午18时，樊嘉带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肝移植小组和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郑珊教授带领的手术小组联合手术。樊嘉主刀，和周俭副教授一起，采用了水刀、超声刀、双级电凝刀等先进的设备，切下31岁的母亲胡妍偏薄形肝脏左叶285克肝脏组织，迅速用营养液、保存液进行冲洗和灌注后，放进储存箱，送到了儿科医院。此时儿科医院外科郑珊教授和中山医院吴志全教授、邱双健副教授等也切除了胡妍的9个月大的女儿扬扬重达510克的硬化肝脏，接到送达的供肝，成功地种植在扬扬的体内。

　　9个月大的女婴扬扬是双胞胎中的一个，她的姐姐现在体重达到10.5公斤，可是她只有7公斤。她出生40天就被诊断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症，在两个月大的时候医生为她做了“疏通”手术，没有成功。她的病情恶化了，肝功能衰竭，肝硬化、肝腹水接踵而至。实际上先天性胆道闭锁症患者，即便是出生3个月内就接受手术治疗，10年的存活率也不到20%，所以只有肝移植是扬扬惟一的生路。一心要救治女儿的胡妍和丈夫林欣逐一拜访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联合手术做好的4对父子、母女(一共做过5例类似手术，全部成功)，建立了信心。胡妍从丈夫那里抢来了重任，毅然告诉医生，取她的肝脏为扬扬移植。

　　胡妍是一名下岗工人，四口之家由林欣的一份收入维持。中国强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一名女员工把听到的这件事情告诉了本公司北亚地区的副总裁李炳容先生，于是，1月7日，这个公司在上海一年一度区域销售年会结束之前，李副总裁向500名与会者专门介绍了特邀嘉宾郑珊教授、樊嘉教授和林欣、胡妍夫妇，并呼吁“让我们大家一道来帮助这位了不起的妈妈实现她拯救女儿的愿望吧！”这家公司捐款帮助治疗。

　　这台手术要为一个年龄最小的9个月大的婴儿手术，况且婴儿的腹部半年以前刚刚经过了一次大手术。樊嘉在接受一些新闻媒体采访的时候曾说，“由于病人年龄太小，手术中的广泛粘连、出血趋向严重，肝动脉、静动脉都非常纤细，给肝移植中血管的缝合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然而，难度和风险，似乎已经奈何不得他了，他又一次成功了。樊嘉和他的搭档郑珊教授都说，这是一个关于爱心的奇迹。

　　这台手术成功之后，樊嘉向新闻媒体介绍说，目前人类脏器移植中的脏器来源有活体和尸体两种，对扬扬来说，母亲的部分肝脏移植到她身上，既解决了脏器的来源问题，又可减少术后病人对供体肝脏的排异反应，是目前世界上最合适孩子的一种肝移植。因此，我们应大力提倡亲属活体脏器的移植，以挽救更多宝贵的生命。

　　任重道远

　　汤钊猷院士和老一辈专家教授，为了攻克肝癌，奋斗了几十年，使我国的肝癌研究和国际接轨。汤教授目前正在做的肝癌转移复发研究，樊嘉也在积极地做，他说，他和他的同仁希望在肝癌转移与复发问题上有所突破。樊嘉的研究侧重在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因为60%—70%的肝癌伴有门静脉癌栓形成并向肝门转移，致使患者短期内死于消化道出血或肝功能衰竭。樊嘉在探讨：它的形成有哪些相关基因？有无易行的检出方法？能否扩大手术适应症？如何预防癌栓清除后再形成？什么是不能手术者的综合治疗方法？

　　第二个方面。在肝癌伴有肝功能衰竭的270余例肝移植手术中，80%的小肝癌或中期肝癌并且伴有肝功能衰竭的患者，他们从仅仅能够生存一周至三个月提高到了现在的两年生存率。樊嘉在探讨：哪些肝癌患者更适合做肝移植手术？肝移植手术后再复发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肝移植手术后癌症的复发？

　　2005年4月8日至10日，樊嘉赴韩国济州岛。作为肝移植专家，他主持了第二届亚洲器官移植会议的肝移植分会场的会议。7月11日，樊嘉在中国上海“第一届世界医学高峰论坛”的“医学前沿主题”会上作专题报告，报告了中国肝癌外科的治疗进展，并且主持了器官移植会场的会议，在专题报告中，樊嘉分析了200例肝癌肝移植的临床资料，强调了严格掌握肝癌肝移植指症的重要性。7月20日至24日，樊嘉又出席了在美国洛山矶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肝移植大会。

　　2003年12月8日，中山医院和世界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携手，“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美国匹兹堡大学Thomas E.Starzl 移植研究所合作中心”挂牌成立。

　　中山医院是我国最早开展心脏、肾脏移植的医疗机构之一。1972年和1991年，这里分别进行了国内首例长期存活的尸体肾移植和首例儿童肾移植，还完成了国内77岁的年龄最长者的肾移植手术，患者目前仍然健在。

　　2004年9月，中山医院胸外科为一名67岁的农民成功实施单肺移植，创造了亚洲肺移植病人的最大年龄纪录。

　　樊嘉说，我们中山医院瞄准的是世界一流水平，需要我们这些人做的事情简直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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