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清：在现实中崛起

　　接过杨瑞清的名片，发现背面写了一句“豪言壮语”：“为农民办一所真正的好学校,让农民的孩子也能受到最好的教育。”这让我不禁抬起头来重新打量他——一个平常、谦和、言语不多甚至有点木讷的40多岁的男人。他笑笑，指着名片说：“我就是做这个事情的。”

　　中国最广大的是农村，最多数的是农民，最薄弱的是农村教育。上世纪初，人民教

育家陶行知先生以留洋博士的身份，脱去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立志通过改造乡村教育来改造中国。杨瑞清，抱定同样的理想，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沿着行知之路一路走来，有激情，有痛苦，有抗争，也有快乐。

　　激情岁月

　　1978年，杨瑞清初中毕业，正赶上“文革”后的第一次中考。像很多农村孩子一样，杨瑞清报考了中专。全乡共考中了3个，杨瑞清是其中一个。填报志愿时，父亲毫不犹豫地帮他填上了“晓庄师范”。

　　这是父亲帮儿子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最大的一件事。做完这件事，父亲就病倒了，后来查出来是白血病。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已不能说话，他紧紧地攥着那张通知书，带着一丝安慰，平静地走了……

　　15岁的杨瑞清，背着行李，带着刚刚失去父亲的痛苦，走进了晓庄师范。在这所由陶行知先生创办于1927年的著名师范学校里，三年的刻苦学习，让杨瑞清这个农村来的懵懂少年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这三年最大的收获，是全面了解了陶行知先生的生平事迹和教育思想，心中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我心里慢慢萌生出一个信念——向陶行知先生学习，走行知之路！”

　　一转眼就要毕业了。他们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师范生，分配形势非常好，留城，到好学校去，成为很多同学争取的目标。1980年底，在一次同学聚会上，突然有个同学提议：咱们也像陶行知先生那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创办一所“行知小学”吧！这个提议，一下子在杨瑞清心中掀起了波澜。整个春节，杨瑞清都是在激动中度过的，他的心完全被想象中的“行知小学”占据了。

　　“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杨瑞清和同学李亮一起公布了他们的《关于试办行知小学的志愿书》。顿时，平静的校园沸腾起来，他们一时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南京市教育局的领导专程来学校找他们谈话，在赞扬了他们的理想和激情之后，又劝他们服从分配、锻炼成长。于是他们请求，将他们一同分配到一所最偏远、最破烂的乡村小学，领导终于同意了。

　　1981年夏天，他们被分配到江浦县建设乡五里大队小学，成了名副其实的乡村教师。这所学校地处偏僻，下了公共汽车还要步行七八里山路，一排简陋的破房子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只有100来个学生，七八个教师。杨瑞清他们就住在用芦席隔开的半间小屋里，两张木床，一口水缸，一个难伺候的小煤炉，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可两个年轻人觉得，这比当年陶行知先生住牛棚办学的境界差多了，心里甚至还有点失落。

　　农村学校缺老师，尽管毫无经验，他们却立即就被校长器重起来，并被委以重任，挑起了重担。杨瑞清的任务是教一年级，包班，教5门课，当班主任，兼任大队辅导员。

　　理想要落实，激情要表达，杨瑞清把自己的班级命名为“行知实验班”，开始了他的“教学改革”。他回忆说：“那时我用的办法虽然蠢一点，花的力气虽然大一点，但效果还是不错的。”学生流失严重，杨瑞清就一个个盯住不放，反复做家长工作；班里70%的学生都是留级生，学习基础不好，他就及时鼓励孩子，手把手地辅导；学生眼界狭窄，他就在班上搞了一个图书箱，摸索出一套简便易行的课外阅读管理办法，迅速扩大了学生的课外阅读量……

　　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学校虽然没有先进的教学设备，却有美丽的大自然和丰富的农村生活，这些都成了杨瑞清取之不尽的教育资源，使原先苍白枯燥的课堂教学变得生动起来。学生们春天游南京，夏天到长江里游泳，秋天去登山，“六一”开营火晚会，国庆节开诗会歌会……以前让学生们厌烦的学校，现在成了最喜欢的地方！

　　这些都被五里大队的农民看在眼里，相传学校里来了两个好老师。1982年夏天，农民们拿出改革开放后挣的第一笔巨款——7万块钱，在小河边为学校盖了21间新校舍。年底，孩子们欢天喜地地搬进了新学校。农民的支持让杨瑞清感动万分，他从心底里盼望：就让我们这样干他十年二十年吧，就让我们这样干他一辈子吧！

　　1983年春天，杨瑞清突然接到一个调令——到江浦县团委当副书记。走的那天，孩子们哭成了小泪人。大队支书说：“我们不舍得你走，但我们不能耽误你的前途。”到新的岗位工作以后，杨瑞清却发现自己没有一天不想他的学校和学生们，他感到空虚，心神不宁。

　　到了7月，杨瑞清再也熬不住了，他决定还是回去当他的乡村教师！有人说他傻，可直到今天杨瑞清也不后悔：“当年陶行知先生下乡办学，有人说他是傻瓜，他却说：‘惟有傻瓜，救得中华’。我一个中师毕业生而已，为什么害怕人家说一声‘傻瓜’？”

　　杨瑞清回来了。看到希望的农民们再一次集资10万元，给学校建起了图书室、体育室、音乐室……接着教育局又为学校调来了一批新老师，五里小学成了全江苏办学条件最好的小学之一！

　　1985年1月10日，五里小学被命名为“行知小学”，22岁的杨瑞清被任命为校长。1986年夏天，“行知实验班”的学生以良好的成绩毕业，杨瑞清开始在全校开展“不留级实验”。那一年，他还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本科函授班……

　　那段日子，就像校园和村庄里到处盛开的鸢尾花，真是美好啊。

　　在现实中崛起

　　进入20世纪90年代，行知小学开始受到各方关注。各种省市级、国家级荣誉纷至沓来，还接待了不少外国学者的参观访问。然而，很快杨瑞清就遭遇了一些事情，令他陷入空前的烦恼和苦闷之中。

　　1991年6月，行知小学的第一届“不留级实验班”毕业。因为有免试直升的尚方宝剑，他们就很大意，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考试训练。没想到临考前，教育局通知他们参加小学毕业会考。这一考，就考了个全乡倒数第一。

　　舆论压力顿时铺天盖地而来，人们的结论是——不留级实验失败了。杨瑞清到教育局领导那里去申辩，讲如何转化后进生，讲如何克服困难不让一个孩子留级，讲如何组织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讲了很多个“好”字，得到的回答却是“一丑遮百好”！

　　在经历了这次事件之后，杨瑞清对待教改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教育改革既要改造现实，又要适应现实。行知小学后来还一直在坚持搞不留级实验，但他们加强了基本功训练，不再犯把文化知识学习和全面素质提高相对立的幼稚毛病。特别是毕业班，要做一些应试的强化训练。

　　“我们的学生始终没出过特别拔尖的分数，但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在上初中之后，后劲是很足的。现在全省在义务教育阶段都实行了不留级制度，我们的实验与这项制度汇合了。”杨瑞清为此颇感自豪。

　　当时学校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上世纪90年代，农村的经济形态有了重大变化，村里再也拿不出钱来支持学校了。当年农民修的校舍开始漏雨，墙上的粉刷剥落了，课桌凳也摇晃了，怎么办？随之而来的是教师队伍的不稳定。特别是那些表现好、成长快的青年教师，刚刚培养成骨干，就走掉了，杨瑞清只好一次次地陪同新来的教师重新起步。看着心爱的学校一点点落后，杨瑞清十分焦虑。这时候他的身体也出了麻烦，胃炎频频发作，经常痛得脸色蜡黄，腰都直不起来。

　　那段时间杨瑞清孤立无援，非常痛苦。显然路已走到了尽头，已经熬不下去了。可是，新的路又在哪里呢？

　　为了走出困境，他们做了很多尝试。开始，他们想像苏南的一些学校那样，办校办工厂。他们先后办过塑料管厂、扎绣厂，但都以失败告终，不但没有带来收入，反而欠了更多的债。

　　后来有一件事启发了杨瑞清。学校有一小块种植园地，是给学生搞小种植、小观察用的。杨瑞清带领学生在上面种了些爬山虎，很快，这种漂亮的植物就爬满了学校的围墙。后来就有人来向他们购买爬山虎的苗，这一小块地竟为学校带来了一两千块钱的收入。

　　“我渐渐明白，办工厂、闯市场，对我们来说就像李逵打水仗——不在行。要发展，就得立足自己的优势。”他们又向农民要了更多的地，又租了100多亩山地、坡地，办了一个几百亩的实验农场，有了自己的茶园、桃园、毛竹林，还有苗圃花圃。

　　当时，正赶上孙云晓的《夏令营的较量》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城里的学校找到杨瑞清：“能不能把学生带到你那里学学农？”杨瑞清立即表示欢迎。刚开始，学校条件很差，学生自己带铺盖，在活动室里打地铺。杨瑞清领着他们去农场干活，到农民家走访，到山林拉练。几天下来，尽管很苦很累，学生们却很高兴，家长也特别满意。

　　这件新鲜事马上被新闻媒体报道出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于是又有更多的学校要求来搞学农实践。南京市有关部门决定扶持他们办一个中小学生体验乡村生活的基地，筹款10多万元，帮他们建起了食堂和浴室，使基地初步具备了接待100人的能力。

　　1994年7月18日，“行知基地”正式挂牌，成为陶行知“生活教育”、“实践教育”思想的一个实践基地。市里陆续投入了300万元，把基地的接待能力提高到800人以上，这对行知小学是一个巨大的支持。来活动的学生，他们也收一点住宿费、伙食费，每年有10万、20万的收入。有了这笔钱，学校的发展就有了很大的保障。

　　为了解决教师的问题，杨瑞清与自己的母校——晓庄师范签订协议，使行知小学成为晓庄师范第二附属小学。他们为晓庄师范的学生提供实习见习场所、教育科研基地，晓庄师范为他们培训教师、推荐师范生、做业务指导。“这样一来，我们这个队伍，虽然流动得快，但成长得也快。只要成长的速度大于流动的速度，我们的教师队伍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除了实行不留级制度，杨瑞清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求教好农村孩子的办法。1995年5月，他在南京听了令他震撼的一场报告，是周弘老师介绍如何教育他的耳聋女儿树立自信，超常发展的。这场报告一下子激活了杨瑞清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领悟。杨瑞清觉得，周弘老师教育女儿的心态、方法，与陶行知的儿童教育观非常一致，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种办法！

　　杨瑞清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陶行知的儿童教育观和周弘的家教经验，提出了“赏识教育”理论，并渐渐在全国有了影响，目前已成为国家级课题。“实际上，文山书海里不缺我们这一篇论文或专著，我们的优势是实践，是办学，我们要把教育科研的论文写在乡土上。”

　　由于杨瑞清的主张紧紧依托生动的教育实践，直指华人“摧毁儿童自信”的“食指教育”，所以也受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教育界的关注。杨瑞清多次受邀去讲学，所到之处，是“暴风雨”般的掌声。

　　新世纪的第一个教师节，杨瑞清作为教育部组织的师德报告团的一名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为4000余名首都各界代表作了报告，题目是《温暖的师德，快乐的教育》。在历经十年风雨之后，杨瑞清向人们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乡村教师的自信和快乐。

　　机遇和挑战

　　2000年以后，行知小学赶上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是国家实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对全乡17所小学进行撤并，最终只保留了三所，行知小学是其中一所。从2000年到2002年，南京市教育局和江浦县政府共投资900万，按24个班的规模为行知小学建了一栋徽州民居风格的教学楼，还建起了食堂、运动场，内部装备也按教育现代化的标准配齐，电脑网络、图书仪器陆续到位。杨瑞清多年来追求的“为农民建一所真正的好学校”的愿望，终于在硬件上得以实现。

　　二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在软件上赋予了杨瑞清们新的发展机遇。就像重新洗牌一样，新课改让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农村教育的许多方面甚至更符合新课改的精神。结合大自然和农村生活开发新的课程资源，本来就是陶行知教育观的一部分，是行知小学多年来一直倡导的。意识到自己的优势，他们就有信心让农村的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

　　时代还在前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行知小学的所在地由县改区、由乡改镇，慢慢融入了南京市的主城区。与城市的“短兵相接”，给杨瑞清带来了新问题：“农村孩子将来能不能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成功和幸福，能不能把丰富多彩的社会变迁本身转化成孩子健康成长的课程资源，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再不能关起门来搞原来意义上的乡村教育了。”

　　今后怎样把“行知之路”走下去，杨瑞清认真思考。

　　(本文作者系《人民教育》杂志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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