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能做的只是保证相对的公平，底线是不让农村学生因为穷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江苏南通市教育局局长王炎斌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无奈宣言，这源于他眼前的两难困境：知道缺钱是农村教育的症结，但这却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的；明知教育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先聪明起来，但对很多特权无可奈何；作为老师自己信奉宽松教育，作为局长只能强调应试能力。
看着这位理想主义局长深受“两难困境”的困扰，我突然想到硬币的另一面：如果这位局长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庸俗的现实主义者，一个随波逐流的务实者，这种“两难困境”就会不折不扣地成为“不作为”和满足自身贪欲最好的掩护、最冠冕堂皇的借口。
知道缺钱是农村教育的症结，但这却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的——这个“困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作为教育的主管部门，各地的教育局实际上根本把握不了教育问题。在国家投入不足的大背景和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似乎绝大多数的教育问题都可以归于“投入不足”。让一个人或一个部门为自己根本无从把握的问题负责是非正义的，所以教育部门实际上享受着“无须为教育问题负责”的权力。
那位“理想主义局长”还说：明知教育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先聪明起来，但对很多特权无可奈何；作为老师自己信奉宽松教育，作为局长只能强调应试能力——这些话似乎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便形成了中国教育界特有的奇观：一方面“教育理想主义者”在价值冲突中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一方面是个别教育蛀虫，借着制度漏洞推动和制造各种乱收费，教育问题在破窗效应下日益严重。
“我个人能做的只是保证相对的公平”——一个理想主义者发自良心的善意话语中，让人更多看到的是可怕的另一面：在“凭着良心办事”的教育管理体制下，一些人可以保证的却是绝对地不公平，绝对地滥用教育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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