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时评
作者：滕朝阳
昨日新华网报道，当前，城建规划腐败迅速滋生和蔓延，已成为一种令人深思的腐败现象。由于城建规划的特殊性，规划之笔一旦产生腐败，导致的恶果往往伤及一座城市的
长远发展，所以有人说:“一枝罪恶之笔令一座城市畸形发育”。
应当说，在城建规划领域中，这种现象的确屡见不鲜。即以“成都红枫半岛花园和锦城豪庭腐败案”而言，在这个“全国首例城建规划腐败案”中，主宰城建规划大权的官员大笔一挥，展示成都形象的窗口通道——迎宾大道顿时缩水走样，不仅严重影响景观效果，而且还导致两幢新修高楼被炸毁，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
在一般意义上，只有握有权力之人，才能决定城建项目的命运。统计也表明，城建规划腐败大多数是带“长”字的各级领导干部所为。换言之，审批城建规划之笔本无所谓善恶，而是手握权柄者才赋予它好坏。但在城建规划中，权力之失控，以及失控的权力角逐之激烈，远非善良的人们所能想象。事实上，其中既有主管城建规划的官员上下其手，更有离城建规划事项很远的高层官员呼风唤雨，幕后的后者对前台的前者往往具有巨大的左右力量。因此，具体负责城建规划的人被口诛笔伐甚或被绳之以法，常常不过是做了“替罪羊”。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认同“一枝罪恶之笔令一座城市畸形发育”之类的说法，因为在“罪恶之笔”的后面，常常有更厉害也更充满罪恶却看不见的“笔”在作祟。质言之，城市畸形发育的账，若只计在规划部门的头上，既不客观，也不公平，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正如人们所知，大量规划腐败案件的发生，根子在权力失控后的寻租。我也基本赞成有关专家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的药方，比如完善制度，以遏制权力的被私用和被滥用等。但我以为，在一切关于制度与体制的议论中，最重要的一环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制度与体制的失灵，固然与相关制度与体制不够健全有关，但更与人们对制度与体制缺乏起码的尊重与敬畏有关。后者在现实中，大量表现为“上下相侵”特别是“以上侵下”，当此之时，制度与体制不复有存在之价值。一个城建规划项目，若严格按照规定和程序来办，不应出什么大事，但面对一块“肥肉”，往往是科长要插手，局长要插手，别的更大的“长”也要插手。如此这般，制度与体制再健全再完备又有何用？不出大问题才是怪事。
“以上侵下”，有时是精英政治的表现，但在本质上乃是人治的表现。在城建规划、交通系统、任用干部等腐败中，我们都不难看到“以上侵下”的幽灵。因此，遏制城建规划的腐败也好，解决用人腐败也罢(其危害有远甚于城建规划腐败者，比如，它可以制造N枝罪恶之笔，令N座城市畸形发育)，当务之急是消除“以上侵下”之体制积弊，使一切权力者成为制度与体制的遵从者和维护者，而不是相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致上下相安而不相侵，看起来很简单，却是制度与体制权威形成的基础，也应是铲除腐败温床的一个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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