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阳 女导演的夙愿与宿命

　　-本刊记者/旺达 摄影/张海峰

　　在中国电视剧导演当中，杨阳是一道特殊的风景。这位从《牵手》中走来的女导演，在今年的飞天奖评选中凭借新作 《记忆的证明》再度获得最佳导演的殊荣，而此时，杨阳的内心深处所充斥的依然是那些周而复始的矛盾、困苦……

　　不久前，在上海为电视剧《诺

　　尔曼·白求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青年导演杨阳又一次落泪，眼泪对于感性的杨阳来说是一种释放，内心的沉重 来自于她对作品以及人物的思考，女性的敏感使她从中捕捉到的情愫显得巨大而悲怆。她说，一个人如果不能伤心地哭，那是 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按照惯性思维，统率整个剧组的导演大多是强硬派——训斥演员、穿着随意、不修边幅、大大咧咧……但杨阳是一个 例外，即使穿着中性服装在片场指挥，她也不会给人剑拔弩张的感觉。即使在最混乱的拍摄场面中，她的表情也永远是平静而 从容。

　　在热播的连续剧《记忆的证明》和即将结束后期制作的《诺尔曼·白求恩》两部作品当中，有大量外籍演员参与拍摄 。每当遇到演员情绪无法调动的情况，杨阳都会将演员叫到一边，静静地看着对方。那些剧情需要的感觉就会从她的眼睛里流 淌出来，直到把演员感染。这并不是导演专有的表达方式，但这是杨阳的方式。

　　偶然结缘电视

　　人们对未来的规划总不可避免地被偶然改变，就如同当年的杨阳，如果没有瞥见墙上贴着的那张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 启事，或许今天的她依然继续着父亲为她规划的音乐人生。

　　本名杨梓鹤的杨阳在国家话剧院家属院里长大，父亲杨宗镜是至今仍在为话剧忙碌的著名艺术家。从童年到高中这段 时间，杨阳一直在父亲的安排下练习演奏小提琴。为了追求一种完美的音乐表达，一首曲子不知要拉多少遍，这种单调的重复 让杨阳从小就学会了承受独处的孤独。

　　杨阳说：“其实我并不喜欢拉小提琴，一个人练习的时候我感到苦闷，直到后来才慢慢培养起对音乐的感受，打开想 象力，懂得怎样通过演奏去感染别人。”

　　那年，即将高考的杨阳跑去看音乐学院的考试。她听到许多人演奏出的完美旋律，而自己无论怎样也不可能达到那样 的水平。懊恼之余，杨阳意识到即使在音乐道路上继续发展下去，充其量也只能坐在一个大乐队的角落里寂寞演奏，她觉得自 己不可能成为一个最优秀的演奏家和最杰出的小提琴手。

　　回去的路上，杨阳一直在为如何找到一条“出路”而发愁，街边粘贴的中央戏剧学院招生简章让她眼前一亮……

　　然而父亲却根本不相信杨阳能考上中戏，这让她备受打击。性情温和的杨阳其实很倔强，尽管她对导演考试一无所知 ，但还是打定了主意去试一试。

　　“第一次考试遇到一个讲故事的题《最难忘的事情》，我编了一个我跟老师之间的故事。讲着讲着，就想起了现实当 中的一位老师。我经常在放学路上看到她拎着菜篮被别人推来搡去，一点也没有课堂上那种才华横溢的感觉，活得很卑微…… 虽然是编的故事，但当时连自己都觉得讲的分明就是真实的故事。讲到最后，我发现所有的老师都流泪了……”杨阳微笑了起 来，接着她补充道，“当然我自己也哭了。”

　　后来，杨阳又参加了广播学院的考试，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父亲在高兴之余替女儿做出了上广播学院的选择。

　　在实践中感受教诲

　　上大学之前，杨阳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电影，选择电视行业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它和电影都是用镜头来描述生活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广播学院毕业的学生通常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到电视台当导播；要么像一个真正的电影导演一样 去创作。杨阳隐隐感觉到电影对她而言，是一件遥远的事情，而电视在那时还是一个新兴行业，它的未来充满未知数。

　　“在广播学院的四年，印象最深的就是郑洞天老师上过的课，他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就像一棵秧苗那样深深扎 根在我心里，随着时间一点点地长大……”做了许多年导演之后，杨阳仍然时常回味起当年老师说过的话，这让她受益匪浅。

　　“郑老师说，作为一个导演不能只重视前期拍摄，后期剪辑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创作过程。所以直到现在，每一部 戏的后期都是我亲自去做，我不会把我的戏交给别人去做。”

　　“郑老师还说，拍戏拍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根本不是在拼技巧，而是拼你对生活的认识和个人人格。后来，我慢慢地体 会到——你是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善良和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些全都体现在拍摄作品当中，有了这些，你所拍摄的片子 里才能有爱。”

　　艺术创作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就像人的宿命一样。杨阳说，有时她会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她简 历上“作品”一栏里只有不多的几个，不像其他导演那么丰富。即便是在已功成名就的今天，她在题材的选择上依旧恪守着自 己近乎苛刻的标准。

　　直击生活本身

　　孤独是杨阳从业以来最深刻的感触，从拿到《牵手》剧本那天到投入拍摄，她等了三年，仅修改剧本和找投资就花费 了一年时间。

　　1995年，杨阳拍摄的电视电影《牛玉琴的树》获得了那一年的飞天奖，已是名导的她拿到王海翎的作品之后，脑 海中立刻浮现出了苏芮那首歌《牵手》的旋律，“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痛过你的痛”。杨阳觉得这部作品表达出了人们内心 深处对情感的一种渴望，而这正是现实生活中不被允许的一种完美夙愿。

　　“每个人都会有在感情上彷徨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种痛苦和矛盾变成一个大家共同讨论并且能够产生共鸣、 相互安慰的东西？”这是杨阳决定导演《牵手》的初衷。

　　但在当时，这样的一部电视剧丝毫不被人重视，通不过审批，没有人认同这个剧本，更没有人肯投资。杨阳曾一度感 觉自己像祥林嫂一样，只要见到一个有可能投资的人，就跟对方讲《牵手》的故事，讲到最后就好像在讲她自己的生活一样。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杨阳拒绝了所有请她拍戏的邀请，倔强地期待着肯出资的投资人。在反复修改剧本的过程中，她 内心的感觉更加强烈——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人承受着婚外恋的痛苦。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比如说上海有一个女教师把硫酸泼到了情敌的脸上，连小孩也没有放过。一个知识分子做 出这么不理性的行为，毁了别人的同时也毁了自己，这种生活当中的不幸为什么就不能拿来讨论呢？为什么这种题材就不能通 过审查？为什么就没人给我投资呢？”谈到当时的艰难，杨阳的表情依然很平静，她的目光却变得坚定起来。

　　在长达一年的努力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杨阳的心气反而更加高涨，她决心要让《牵手》当中描述的那些“生活中只 能躲在被窝里哭的情节”，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的黄金时间。

　　就在央视决定为《牵手》出资进行拍摄的时候，先前拒绝过杨阳的投资公司也纷纷表示，愿意出资并且愿开出比央视 更高的价钱，但杨阳委婉地拒绝了：“不是钱的问题，在中央一套播出带来的不是商业上的影响，而是心对心的影响。”

　　记忆是不朽的证明

　　已播出的杨阳作品有四部戏，每一部都很有特色，而热播剧《记忆的证明》的成功在于真实，不仅吸引了观众的视觉 ，更主要的是震撼了观众的心灵。

　　杨阳说：“记忆是不朽的证明。”在完成了《牵手》之后，她等了四年，“希望能遇上一个能真正让我动心的剧本。 之所以拍《记忆的证明》这样一个作品，只因它是继《牵手》之后我一直在等待的一部戏。”因为杨阳“宁缺勿滥”的创作态 度，使得观众在近几年的近2万部电视剧集当中，没有看到她的作品。

　　关于《记忆的证明》，杨阳在导演阐述中这么说：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60年，英雄的血迹已经逐渐褪色，成为用记 忆才能触摸到的伤痕……所以杨阳将创作中心没有停留在对这场战争的呼应上，也没有停留在对中日两国恩怨故事的描述上。

　　在创作中，杨阳感到：“战争的施害方以及被害方如何去面对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用怎样的态度去记忆才能达到反 思，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记忆的证明》不是一部简单的回复或总结，而是杨阳“立足于真诚以及通过艺术作品的真情来达 到对历史、对人性、对民族的理性审视和表达。”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在拍摄完成过去时部分以后，杨阳曾不可思议地宣布停机3个多月，专门修改润色现在时部分的 剧本，她也亲自操刀，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

　　在演员阵容上，杨阳一丝不苟，其曾为了邀请著名老艺术家蓝天野而三顾茅庐。她的诚心与工作态度感动了由于高龄 已息影多年的蓝老，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老年萧汉生这个角色。

　　此次拍摄也让杨阳与素不相识的人、异国他乡的人进行了真实的交流，日本影视、话剧界的演员在她的启发下，一反 海内外同类题材中日本军官概念化、脸谱化的模式，演绎了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观众“终于看到了一部为之倾尽付出的作品 。”

　　汲取质朴的力量

　　因为拍戏的缘故，让杨阳有机会走进了许多不同人的生活，这些人或多或少地带给她一定的感悟改变。让人感到意外 的是，在创作道路上带给杨阳最大影响的却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陕北农村妇女。

　　1984年，牛玉琴和丈夫一起承包了一片沙地打算全部种上树苗，可没过多久丈夫就病逝了。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 子和公婆一起生活，每天步行15里山路，背水往沙地里灌溉。

　　“1995年，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已经种了两万亩，现在已经有10万亩了，那个绿洲就是她的王国。”杨阳的目 光投向远方，沉思了片刻，“当你握住她的手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在握一个树干，那么粗糙、坚硬……”杨阳努力地回想着她 记忆深处的那种感觉。

　　“她被联合国授予了‘拉奥博士’奖章，也几乎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各种代表大会，经常跟国家领导人握手，但你从 她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有平和……”

　　1995年，为拍摄以牛玉琴为原型的片子，杨阳第一次来到陕西省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那一次的靖边之行带给 杨阳的震撼一直笼罩着她的成长道路。杨阳觉得能认识牛玉琴是她一生的幸运，在她的脑海中再没有一个人比牛玉琴更“伟大 ”。谈起她的时候，杨阳总是显得那么兴奋，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往来密切的亲戚。

　　“在那样荒凉的地方，有一群人坚韧不拔地生活着，人的一生还能遭遇什么比这更糟糕的自然环境？还能有什么比这 更贫穷的物质生活吗？”从那些晒着暖烘烘的太阳、心存信仰的人们身上，杨阳汲取到一种非常质朴的力量。

　　“有时候我觉得承受不了，看着他们的生活，想象着那些画面，我不止一次地失声痛哭，这唤起的是悲悯，而不是悲 哀，是一种宏大而崇高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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