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权背后的民意基础
重视司法改革的民意基础，不是要求司法机关根据民间舆论进行裁判，而是要求司法机关充分注意法律中所体现的民意价值
-乔新生
2005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启动了人民法院新一轮的全面改革。改革纲要将收回死刑核准权作为改革的目标，并且为收回死刑核准权制定了具体措施，这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改革举措。
中国的死刑核准制度最早见于刑事诉讼法。1979年生效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核准权归最高人民法院。然而198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的犯罪，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死刑核准权的“下放”正式写进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同时发出通知，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从1991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将贩毒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给广东、广西、四川等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996年、199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刑法》，再次将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但是，199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规定自1997年10月1日修订后的刑法正式实施之日起，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仍然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其已经获得的死刑复核权。
从中国死刑复核权的变迁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复核权的改革不是制度创新，而是严格依法办事。在死刑复核权的变迁中，既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时度势，及时做出的制度修改，也有最高人民法院实事求是，遵从既有的原则，保留高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权。然而，权力的上下滑动，多少缺乏一些民意基础。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只能严格遵守法律，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既不能突破现行的法律，授权其他司法机关行使法律上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同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改革，冲撞法律的规定。在人民法院组织法没有修改之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纲要需要认真斟酌。
之所以强调死刑复核权背后的民意基础，是因为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面临着复杂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法学界普遍要求减少或者废除死刑；而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强烈呼吁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特别是要对贪官污吏判处死刑。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如果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是为了减少死刑甚至从司法实践上废除死刑，那么，这样的改革可能会引起社会强烈反弹。所以，我们必须注意此次司法改革的弦外之音。
在历史上，关于死刑的存废，存在着极大的争论。有人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判处死刑有利于遏制犯罪；但是也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判处死刑无助于减少犯罪。美国经济学家艾里克对犯罪成本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罪犯杀人取决于犯罪被捕的概率、被判决为杀人罪的概率，以及被判处死刑的概率。他在援引美国犯罪统计数字分析后认为，对杀人罪最大的威慑源自于被捕概率的增加，其次是定罪概率的提高，再次是被判处死刑的概率上升。他认为每执行一个死刑，便可阻止八起杀人案的发生。但是，也有相反的研究结论，认为废除死刑或者减少死刑并不会导致杀人案件的上升。这些学术观点固然有助于公民理性思考，然而，如果司法机关把某些学术观点带入到司法实践中，有可能强奸民意，扭曲法律。
重视司法改革的民意基础，不是要求司法机关根据民间舆论进行裁判，而是要求司法机关充分注意法律中所体现的民意价值。如果无视法律的规定，或者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而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减少或者废除死刑的刑罚，那么有可能会导致法律被架空。在我国宪法体制内，司法机关不能解释法律，更不能修改法律，法律的改革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既定的程序，广泛征求各界的意见，并且根据议事规则，做出决定。司法机关的保守或者“固执”，恰恰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如果司法机关站在法律改革的前列，那么有可能会出现主体错位，甚至会彻底颠覆宪法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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