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辩历来风波恶：胡适与蔡元培对红楼梦之争

　　-本刊记者/旺达

　　都说“文人喜欢辩论”，但围绕一部文学作品，几代文人前赴后继地“辩”了上百年的，也只有《红楼梦》了。

　　纵观中国近代史，优秀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如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沈从文、

茅盾等人，均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过红学领域内的思想运动，或单打独斗或群策群力，诞生了一大批的“红学斗士”。其中索隐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而考据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他们可谓“辩出”了风格、“辩出”了水平，他们的故事流传至今，而且经久不衰……

　　蔡胡之争

　　著名红学家刘梦溪先生曾撰文指出，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楼梦》的研究作为开端的。对红学的研究又因胡适与蔡元培所持观点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有着“考证派”和“索隐派”之分。蔡胡之争又因有了各自“亲友团”的助阵，很快升级为“ 索隐派”与“考据派”之间的大辩论。

　　1917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政治小说”的概念，并将《红楼梦》归属其中。蔡元培认为，《红楼梦》的主要人物都属于康熙时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由于恰逢五四时期，辛亥革命爆发时提出“反对满清”的激情还未退去，人们大多怀有“民族主义”的情怀，因此《石头记索隐》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

　　不久后的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他的上司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方法，认为校长和他的“亲友团”走错了路。胡适在考证中列举了大量的历史资料，除了证明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做出其逝世后高鹗续写出了后40回的判断、还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结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次“考证”对“索隐”的打击是致命的。胡适把蔡元培从红学研究带头人的宝座上一棍子给闷了下来，带领“考据派”占领了主流红学研究的山头。

　　“推翻索隐派”是胡适研究红学的目的之一，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建立新红学，提倡借助对作者和版本的考证，传播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科学主义的新思路。

　　经历了短暂的沉寂之后，蔡元培于1927年借为他人写序的机会开始了反攻。他从姓名相关、意识有争、性格相似这三个角度出发，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时指出分析作者和版本当然重要，但对于读者而言，最重要的却是故事情节。

　　至于胡适所嘲笑的“猜谜”方法，蔡元培说中国文人历来就有猜谜的习惯，对作品所影射历史的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历来沿用的方法。蔡元培的这次反扑尽管没能“掐”死新红学，却让胡适“打击旧红学，推翻索隐派”的想法落了空，为红学领域长期地、持久地争辩埋下了伏笔。

　　严格意义上来说，胡适对红学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之前，所有围绕红学展开的研究都是索隐、比附和猜谜。胡适则重证据、讲推论，给了后来者一个进行科学研究的新起点，也使得对《红楼梦》的研究成为一门高深的学问。

　　对于胡适的新红学，鲁迅在其所著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几乎全盘采纳了胡的说法，而索隐派却视“《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结论为笑柄，称胡适与他试图推翻的“索隐派”为“五十笑百步”。

　　在当年蔡胡之争中，发生过很多趣事，如胡适为了树立考据派的地位，曾四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部书，就在他心灰意冷近乎绝望之时，蔡元培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胡适据书中的史料记载，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自己“曹雪芹自述”的说法。

　　今天看来，蔡元培的举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然而蔡元培此举却恰恰让后人从唾沫星子飞溅的间隙，窥见了早年中国知识分子高尚的品格。

　　争论继续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争论中，上世纪50年代一封特殊的亲笔信，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使伟人关于研究《红楼梦》的心得，很快演变成对“胡适主观唯心主义论”的批判运动，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红楼梦》在全民范围的普及。

　　此后，考据派在红学研究领域内的地位并未改变，至今仍占据主流的山头。考据派与索隐派之争也日渐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争论手法与老百姓在大街上吵架的情形颇为类似：完善自身说法的同时，揪住对方的小辫子不撒手。

　　近年来，曹雪芹是否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成为“考据派”与“索隐派”争论的焦点，红学家余英时先生曾说：“就考据派和索隐派的研究成绩来看，我们(考据派)也承认，《红楼梦》的作者断归曹雪芹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能使人心安理得的结论。”

　　针对此说法，红学研究者陈林马上提出反驳：“这是对待疑难问题所采取的一种非常奇怪的、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曹雪芹是作者’这一结论存在矛盾，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这个结论，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对这个结论感到‘心安理得 ’。”

　　著名红学家朱淡文女士也曾以小说文本、“脂批”和乾嘉时期的文献记录作为证据，证明《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对此，陈林专门撰文进行反驳，他认为《红楼梦》一书著作权的真实情况正如红学高级“发烧友”程伟元当年记述过的那样：“《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

　　纷争无休止

　　尽管红学纷争每天都在上演，但碍于知识分子的面子，争执都局限在学术领域之内，并未出现过大规模语言冲突。直到近期作家刘心武连续站在央视讲坛“揭秘”，并推出两本畅销书之后，主流红学界对他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的不满才接踵而来。

　　面对高调推销“秦学”的刘心武，主流红学家蔡义江、孙玉明等人首先对“生编硬造”表示了“不屑”，接着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胡文彬也在媒体上直言刘心武的著作是“胡说八道”。这可谓是进入21世纪以来，“考据派”对“索隐派”的首次大规模“围剿”，刘心武则被归为“新索隐派”。

　　然而有趣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为“中国主流红学代表人物”的周汝昌先生曾公开表示：“我就是一个新索隐派。”他说自己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一书是由文怀沙改过的名字，原来叫《证石头记》(或《红楼家史》)。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刘心武出版《红楼三钗》的时候，周汝昌就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是迄今唯一一位承认刘“班主任” 学术地位的主流红学家。

　　代表“新索隐派”冲在最前面的大多是论坛上隐姓埋名的网友，在专业学者面前，这些驳斥更多是出于对“一群人围攻一个人”的打抱不平。缄默没几天的刘心武也终于出来回应红学家的批评，“我爱好《红楼梦》，研究《红楼梦》，走什么路是我自己的事，怎么会被这样‘叫停’呢？”

　　他认为，蔡义江在“讨论《红楼梦》时，也应该平等待人。”并且这样回应胡文彬，“上央视《百家讲坛》，是我绝不能放弃的公民权利”。

　　无论如何，新的“混战”才刚刚开始，也许这是好事，至少大众每天谈论的话题也颇具文化水平了，没准还能促使《红楼梦》在更大范围内普及。对于那些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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