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吟剧人袁鸿

　　实习记者 肇茜

　　与袁鸿见面是在华灯初上的北京后海。袁鸿一向喜欢这里的星巴克，因为安静，还可以喝到12块钱的咖啡。一件深色的外套把袁鸿衬得更加的瘦弱。来北京十几年了，乡音还是难改，有些过头的儿化音让这个本来就面嫩的而立青年显得更加的年轻。袁鸿与其他大多数重庆人给人的印象很不一样，没有一丝的火爆，却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忧郁和憔悴。这样一

个文弱的书生，竟是那个独自苦苦支撑了四年北剧场的袁鸿。

　　袁鸿的北剧场曾经辉煌过。作为中国惟一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剧场，北剧场走出了孟京辉、张广天等一批戏剧界的重量级人物，一度被称为中国五大戏剧活跃中心之一。这一许多的青年戏剧爱好者心中的圣地，在今年的中秋节那天，由于资金无法维继而被迫宣布关张易主。

　　袁鸿的戏剧乌托邦

　　袁鸿来北京本来是读大学的，专业是中文。毕业后，他做过编辑、图书出版等工作，后来自己还一度拥有过类似文化公司的实体，也算是有了一点原始积累。1992年的一个话剧改变了他的人生：“我在看北京人艺《茶馆》告别版的时候，不由分说地就把自己当成了戏中的一部分，这部戏给了我极大的震动。”从那以后，原本认为戏剧很虚假做作的袁鸿彻底爱上了戏剧，并且开始了他与戏剧一世的缘分。

　　袁鸿的身体不好，甚至一度病得很重，“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孤单，跟社会格格不入，可是我从戏剧里得到一种感动，这种感动让我充满力量。”也许正是这种力量，支撑着袁鸿这么多年来的戏剧苦旅。

　　袁鸿开始正式接手北剧场，是2001年底的事。“北剧场最辉煌的时候是1999年到2000年底，当时我还只是帮忙做制作和策划。那个时候一群人在集体浮出水面，《格瓦拉》《恋爱的犀牛》这一批戏的票房也很好。2001年我们开始做北剧场，想继续延续这种气势。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萧条了。袁鸿开始是和台湾戏剧人赖声川联手，由于规定不允许港澳台地区在大陆投资做剧场，因此2002年10月底赖声川和北剧场的关系正式结束。袁鸿开始了一个人“死扛”的时代。

　　也许袁鸿真的不适合做剧场老板，因为他一直都只是一个戏剧爱好者，却从来也不是一个商人。袁鸿做了很多乌托邦式的赔钱买卖：2001年起，袁鸿在北剧场开始举办每年一度的大学生戏剧节，戏剧节的门票开始是免费的，后来为了生计变为10块钱一张，学生半价。

　　戏剧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启迪民智，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古希腊人特别看重戏剧的大众化的教化功能。在戏剧节期间，古希腊几乎全部的公民都会放假，政府向穷人发放“看戏津贴”，甚至囚犯也被押解去看戏。

　　而今，戏剧却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庙堂之上的艺术，观众局限在所谓精英之中。小剧场最重要的意义，也许正在于它促进了中国从贵族戏剧到公民戏剧的转化。有人说，只有当戏剧成为一种精神需求时，戏剧才能繁荣。一个现代化都市不仅应当拥有高水准的精品戏剧演出，张扬民间戏剧的个性也不可或缺。

　　民间戏剧的活跃程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标志着一个城市公民的审美品格。“《巴黎圣母院》来演出之前我也考虑过跟一家公司合作把它引进来，但是我要做的不是一年一个的大型演出，而是很多个。我希望在成都重庆沈阳大连，他们一年都能够看到十几场戏。”这是袁鸿做小剧场的初衷。

　　为了北剧场卖掉自己的房子

　　非典让袁鸿亏了40万，成了北剧场关张的重要原因。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为了交北剧场的房租，袁鸿卖掉了自己在北京的房子，搬进了一间月租600元的10平方米小平房，彻底由中产阶层变成了穷人。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袁鸿显得很淡然：“我卖房子不是刻意的。在那个时期我手头确实很紧，其实房东如果能够宽容我半年我也就不卖了，谁不想冬天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住？我并不是一个殉道者。我挺愿意享受生活的，真的。”

　　他曾经联系过一个剧团来北剧场演出，可是又付不起机票钱，只好托关系找了朋友帮忙。演出结束后，他请朋友去一家高级餐厅吃饭答谢，饭后拿到帐单才傻了眼，最后只有跟人家AA。那一晚，身上只剩下8块钱的袁鸿只得在寒冬的夜里步行几个小时回家。谈起这件事袁鸿同样是一笑置之：“很多人可能身上有1万块钱和很多卡都觉得不安全，但是我身上只要有1百块钱就觉得很安全了。我要有自行车的时候一分钱没有我都觉得很安全，因为任何地方我都能去。”

　　戏剧就是生活

　　袁鸿有一句名言，叫做“比艺术更重要的是生活本身”。但是在做北剧场的时候，袁鸿经常是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每天早上9点多到剧场，工作到12点以后才走。根本没有逢年过节的概念，春节和非典时经常只有他一个人守着小剧场。那个时候对于他来说，戏剧就是生活的全部。

　　“我也不是没有物质追求的人，我也能品最好的咖啡，喝最好的茶。”在剧场结束后，袁鸿甚至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就像牛虻给琼玛写的告别信，说他要上刑场了，很像一个小学生背着书包要放学了那种心理”。可以享受每天的阳光，可以一天吃三顿饱饭，可以完完整整地看一场戏，袁鸿觉得很满足。

　　生活中袁鸿有一个

　　同样爱好戏剧的女朋友。“我很感谢我的女朋友，这五年吧，一天比一天艰难，在这种世俗社会当中有人这样跟你不离不弃真的很难。”袁鸿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动情。

　　北剧场让袁鸿看尽了世态炎凉。“去年我做的一个戏《巴黎公社的日子》里面有一句词‘饥饿者是谁给你饮食’，我深深体会，只有同样饥饿的人会给你饮食。”去年春节过后北剧场交不上房租被房东锁门了，一个朋友从剧场胡同大爷那里探到一点口风，四处给袁鸿打电话，说“我这有6千块钱先给你5千，我留1千够花一个月了。”袁鸿对这件事一直念念不忘：“平时我们也就是吃吃炸酱面聊聊天的普通朋友。他当时其实已经失业半年了”。

　　我死得再惨都值得

　　北剧场关张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许多的朋友都非要到北京来看望袁鸿，袁鸿劝不住，只好自己跑去各个城市安慰那些朋友们。但也有一些人很高兴，说袁鸿终于完蛋了。

　　现在的袁鸿也没有赋闲在家，他还是一个大忙人，接受采访之前他刚刚送走了一位

　　经历了如此多的挫折，小剧场还是倒了。“目前中国缺的是整个的戏剧环境和戏剧精神，可能前面三个人在演戏后面四个人在打扑克。中国戏剧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我们死的再惨都是值得的。如果我们真能变成沃土也很好。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太计较了，甚至觉得自己手机没换、没有彩铃就觉得丢人。”袁鸿有一丝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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