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换个步伐前进

　　□本刊记者　郑作时

　　2005年，当公平与效率的话题在媒体间被热烈讨论。当宏观调控深入到房地产业之后，当官员在小煤矿的股份一个一个地被清查退出之后，当中石油、中石化的巨头们纷纷因为生产安全问题引咎辞职以后，人们才意识到原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为政治和社会输送它的积累的时候了。

　　校正市场化

　　缘于对效率的优先追求，社会公平问题已经成了一个越来越难解的结子。作为一个标志，国际通用的贫富分化指标——基尼系数在中国2004年底已经达到了0.4577——超过了国际通用的0.4的安全水平。在2005年，这个数字难以迅速回落。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社会的任何一个成员，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单独所作的努力，是无法在国家的范围内迅速产生效应的。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也许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上来说明这个数字的影响。首先，当贫富分化累积到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一个大国的内部购买力严重地下降了。2005年以来，这个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了，国内消费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富人们有了几乎是一切他们该有的东西，但是他们的钱却是越来越多；穷人们需要大量的日常消费品，但是属于他们的钱却越来越少。无论厂商们用尽各种促销的方法，购买力却总是上不来。

　　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了。几乎是从进入21世纪开始起，分析者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不过，聪明的中国人想出了另外的办法，出口——把全世界的工厂都搬到中国来，让出口来拉动中国经济。

　　这个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是到了2005年，麻烦大了起来。如果说2004年底发生的西班牙人烧温州鞋的事件还是第一次的话，那么2005年初的中欧、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事件应该让我们清醒了。一个像中国一样的大国，是不可能单纯依靠外贸来拉动经济发展的。当中国货在西方市场铺天盖地的时候，必然会引起当地的产业链破坏，同时引起国外同行的抵抗。如果中国继续沿出口引导型经济之路走下去的话，那么第二个西班牙烧鞋事件和其他产品上的中国与全球的贸易摩擦都会在前方的某个路口等着。

　　另外一个办法我们也试过了，那就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以市场化来摧发供给，以供给来启动需求——在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住房、医疗和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在2005年都达到了一个阶段性高度，但随即沉疴泛起。

　　实际上，2005年涉及中国政、经两界的大事，就是校正这三条战线上的市场化的势头。我们越来越明显地发现，在这三个事关宪法保障人权的领域里实行市场化，剥夺的是人的基本权利，同时还损害了民族和国家在长期内在的全球竞争力。原因很简单：我们可以让医疗产业化，但损失的是人民的健康；我们可以让教育产业化，但损失的是民族的人才；我们可以让住房产业化，但因为城市门槛的提高，最终将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减缓。

　　是的，这样的情况应该校正了。“中国的经济总体来讲已经是越来越少的一部分人关心着越来越大数额的经济，而更多的人都在他原来的经济地位上呆着”，这句话虽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却足够让我们警醒。

　　下一个核心问题

　　问题是该怎么办？在这个年度总结中，我们当然可以例行公事地来总结中国经济的若干重点，比如产业升级，比如重型化、新型化。但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回避的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最核心问题就是解决贫富差距，拉动内需，实现经济的第二次腾飞。

　　在整个2005年中国经济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作为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主导者——政府的思路：通过不管什么样的方法，降低国内贫富分化的差距。并通过这个方法拉动内需，振兴国内经济。2005年，中央政府尽了最大可能来实现它的这个目标：除了校正不合理的市场化之外，它倡导公益事业、它减轻农民和工薪阶层税负、它集中中央财力去拉平地区间差异、它倡导产业向落后地区的转移。

　　不过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成分确实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多元化。在政府极力倡导的情况下，确实可以看到民间和社会的一些响应。但不容乐观的是，这种响应确实也是有限的。

　　也许希望工程的案例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当希望工程掌握在政府机构手中的时候，虽然它有了起步的发展，但人们在把自己的辛苦钱拿出来的时候，总是抱有一些怀疑：他们把这些钱送到需要它的孩子们手里了吗？

　　相当的可能是，正因为如此，现在人们捐资助学的总方式越来越趋向于另外一种渠道：一帮一式的服务。富有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直接把钱捐给孩子；更富有的一些人可以直接出钱为孩子们盖一所学校。在媒体的报道中，这种捐助方式显然更合人们的胃口。

　　是不是解决贫富差距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不要低估中国人的同情心。浙江富豪鲁冠球就说过：“在我可见的范围内，我不会让一个人饿死，也不会让一个人生病无钱治而病死。”

　　但是即使是有同情心的富人也缺乏信息，他们完全可以帮助的一些人也许就在离他们100米之外需要一件衬衫。但富人们却不得不把自己生产的衬衫以几美元的价格卖给沃尔玛让它赚几十美元而自己却只能赚取几元人民币，最后让一个美国人穿一次就扔了它，也因为缺乏信息不能把这件衬衫送给那个真正需要穿几十次的他的同胞。

　　因此，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还需要更多经济以外的努力。我们也许需要的，正是这种展现，展现我们同胞的困难，让富有的和不那么富有的中国人一起来解决它；同时我们还需要展现的是，如果没有共同的努力，中国经济的未来明明白白地写着三个字：拉美化。那意味着贫者的地狱和富者的天堂，但同时也意味着暴力将绵延不断，贫者和富者一起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生活之中。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2005年的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几乎是整顿的时代。换个步伐前进，是的，我们需要这个，尤其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25年以后。

　　两个弥足重要的产业

　　在谈论了事关重大的贫富差距之后，2005年我们还必须关注的是中国的金融改革。是的，2005年，中国经济改革已经深入到金融问题上。因为单个的企业活力都发挥到极致，现在，必须是金融发生变动的时候了。

　　幸运的是，在这个事关政府的领域里，我们看到了一些不错的苗头：汇改正在向市场化方向进行，人民币放弃了单一的盯住美元策略；股改加大了力度，上市公司开始变得透明化，并开始尊重它真正的主人——股东的权益了；银行上市进程开始了，尽管它看来还是不向国内资本开放，但毕竟有了一个真正企业化的开头；央企开始知道需要负一些责任了，尽管它们的垄断程度还没有减轻。

　　在每一个事关金融的动作后面，其实都意味着千千万万中国企业新的活力开始绽放，也意味着数以万亿计的中国民间资本的使用将更有效率。企业不再需要通过地下渠道筹集资本了；外贸业者不需要心惊胆战地盯着美元的浮动了；甚至我们有希望不再听到温州炒房团的消息了，他们手里的资本如果用于实业，可以做多少事情呢。

　　除了金融之外，我们还必须关心的，是中国的互联网产业。

　　这个诞生于20世纪末的产业，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国界和资本的约束，实现了自己的国际化。2005年，它在中国迎来了第二个产业高潮期，如同1999年一样，国际的风险资本大把地为中国互联网产业买单。我们看到了

　　中国互联网的著名业者丁磊在2005年说了这样一句话：“在一个互联网业者的眼里，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分为没有互联网的1.0版本和有互联网的2.0版本。”在记者看来，这句话多少有着像梅花一样的味道，预示着中国经济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历史总是不破的因果，但中国历史又总显得不那么连续。因应2004年的

　　无疑，我们更着眼于未来。在中国经济已经实现多元化的21世纪，在国有、民营和外资三大经济力量的支持下，春天是不会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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