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大时代必有大外交

　　□本刊记者 熊培云

　　法国前总理罗卡尔先生曾说，世界已经完结，我们已无可以征服的土地，每个国家都必须学会合作，谈判应该成为人类的第二天性。我们必须学习在共同利益中观照人类的整体命运。

　　21世纪，当生态危机一次次为人类敲响警钟，当“全球治理”的理念日渐明晰，当人们渐渐认同人权的崇高价值，近代以降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民族国家”概念也将重新寻找意义，并与中国 “天下主义”诸传统遥相呼应。国家与政治观念的转型，将让我们见证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见证一个在逆境中求生、在和平中崛起，与世界同舟共济、践行共生主义的新新中国的到来。

　　大时代，必有大外交。2005年的中国对外关系，总起来看是大外交进一步扩展的一年。今日中国之大外交，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建设性、全方位的外交。它注定要告别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走向和解，它不再局限于某个空洞的关于幸福或压迫的概念与想象，也不追求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是以点滴改造为精神指引，以增进民众福祉为基本价值。凡一切可以改造的，交给对话；凡一切不可以改造的，交给时间。

　　大国心态调整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旧中国图景下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可以被视为救自由、救幸福的自救努力。近年来，“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时常充斥报章，世界并不安定，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及其自救与自新？

　　吴建民(以下简称吴)：我在巴黎曾做过一个演讲，“我到欧洲来后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如果有人对你说一幢漂亮的房子明天就要塌了，你们一定会把他当成疯子。可是有人用类似的胡言乱语讲中国，却不仅不会被当作疯子，还会被当成汉学家。”

　　1990年代，欧美不乏“中国崩溃”的声音，但是十几年来，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远没有西方臆想的那样糟糕，所谓“政府要垮台，经济要崩溃，改革要完蛋，内战将爆发”等等说法无一应验。

　　邓小平当年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仅是考虑到1989年以后中国的特殊情况，也是考虑到全球的总体情况。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但是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也是不平坦的，因此中国要收敛锋芒，既不当头，也不称霸。

　　现在中国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有两个心态问题要解决。一是你讲的“暴发户心态”，有点成绩就翘尾巴。一些代表团来到巴黎参观，没转几处就开始吹嘘国内多先进，却不知道巴黎有自己的文化；二是要去除“弱国心态”。历史上中国人被欺负怕了，心理有些不健康，对外部世界的评论过于敏感，说好就高兴，说坏就生气。当然，还有个原因，中国人太重表面工作，我当年为毛主席做翻译的时候，外宾讲中国这好那好，毛主席就说，你们受骗了。他们只让你看了好的不让你看不好的，中国还有很多落后的地方啊！

　　寻找共同利益

　　《南》：在近几次访谈中，您多次提到“共同利益”这个词，相对于“公共利益”，我想“共同利益”则倾向于一种实用或功利主义，操作性较强。中日关系今年明显变冷，您认为中国能否像法德一样通过“寻找共同利益”化解危机，使中日走向和解？

　　吴：我很欣赏法国，这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国家。回到中日关系，我们也需要创造。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中日是“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峙”。中日之间的仇恨事实上比法德两国之间短得多。我们应该在法德模式上积极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共同利益，加强合作，在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共同利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无疑，全球化也是对战争的一种扼制，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江泽民主席首次谈到“共赢”，这是一种价值观上的进步。

　　现在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世界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转向了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时代。关于中日关系，如胡锦涛主席所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不能低估困难，但也要看到成绩。举例说，中日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已从1972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78亿美元。

　　不久前，谈到东亚问题时我强调要搞投资合作，各方有长远打算，不像贸易买完就完，投资使东亚各国的共同利益更加巩固。归根到底，就是寻找共同利益，稳固地区发展。

　　现在讲“中国威胁论”的人少了，有两个原因，一是东盟有难时，中国靠得住；二是中国发展不吃“独食”。过去30年间，东亚区域贸易合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1978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还只有8亿美元，但到200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054亿美元。有专家预计，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贸易额可以接近北美自由贸易区甚至欧盟的水平。中国为了发展在外面买资源，但是，实际上全世界都在用这些资源，都在受益。

　　爱国与误国

　　《南》：您曾经提到，如果有来生，还是要做外交官，而外交官的第一品格是爱国。在您看来，怎样做才算爱国？

　　吴：爱国是个历史的范畴与概念，时代不同，爱国也不同。从前，中国人赶走家门口的侵略者是爱国，今天，促进中国的繁荣与稳定是爱国。盲目仇外的“爱国”在今天只可能是误国。中国传统讲恕道，今天许多中国人连中日间的一场足球赛都不能容忍，还讲什么恕道？

　　中国正在崛起，但是中国不会走大国崛起、邻国遭殃的路子，而是要和平崛起。在新形势下，中国要充分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所谓的爱国主义只有在这个框架里谈才有意义。换言之，爱国主义必须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才有出路。

　　不少“爱国”论者把美国当作敌人，我想强调的是，美国不只是一个美国，而是有很多个美国。既有“中国威胁论”的美国，也有“中国伙伴论”的美国，任何简单化地评估国际形势，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事实上，出于国家利益考虑，美国的对华战略也是在不断调整的，是可变的。如胡锦涛主席所讲，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我们不能将美国的对华政策当成知识上的形而上学。

　　前不久有人讲，“如果美国因台海问题而对中国发动攻击，那么，中国将用核武器予以还击”，立即引发一场新的“中国威胁论”。对于这种讲话我是不赞成的。我们必须抛弃过去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而应该看到这个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大势所趋。同样，不要用“西方”罩住一个地区，因为世界仍处于过渡时期，没有定型。共同利益与共同发展至关重要。时代已经变了，我们没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个时代的威胁。

　　我和历史学家谈，注意到一个现象。从南宋以来，中国“言战易，言和难”。我不是什么鹰派，也不是什么鸽派，如果说有派别的话，就是维护中国利益的一派。今天，我们不能再看谁喊得响就听谁的，这方面的亏我们吃得还少吗？

　　《南》：欧盟之所以能够建设起来，一个关键因素是“主权让渡原则”被各个成员国家所接受，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主权让渡这个概念？

　　吴：首先要看到，欧盟国家通过让渡主权、统一货币，得到了更多的好处。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两万亿美元的财富灰飞烟灭，而我们2004年GDP总量也只有1.6万亿美元。如果亚洲有一个类似欧洲的货币联盟，这样的危机也许就不会发生。

　　我相信有一天会出现亚元。如罗卡尔先生在中欧文化论坛上说的，亚洲人将钱存到美国去，美国人正好拿它填补财政短缺。但是，美元贬值我们跟着倒霉。如果有一天亚洲有自己的亚元，第一个好处是各方交易成本下降；第二个好处是不需要将那么多钱存到美国；第三个好处是，如果货币稳定其他国家的钱会存到亚洲来。

　　当然，现在让中国人接受“主权让渡”还有一定困难，因为我们过去被人欺负过，大家对主权很敏感。我想这只是个认识问题，一切变化皆有过程，我们乐见其成。事实上，中国的主权让渡早已开始，国际法的概念在中国被接受便是这样一种进步，它可以被视作主权让渡的一个开端。在这方面，得失权衡，中国人将得到更多。

　　(注：本文根据部分录音与采访笔记整理，未经吴建民本人审阅)

　　相关专题：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