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都市报：中国的教育改革是成功的吗？

　　据12月23日《东方早报》报道，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近日在新华网与网友交流并回答了大家关心的众多问题。对于“教育产业化”现象，王旭明表示，教育部一开始就反对，教育产业化会毁掉中国的教育。

　　而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失败，改革会不会越改越差”的说法，王旭明表示不赞同：“我不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失败的。我认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成功的。”

中国教育的改革是成功的吗？

　　不知道王旭明的回答说服了原来认为教改失败的网友没有，至少我还不敢太相信“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原来是“成功”的。

　　评价教育改革与发展成功与否，我想，有一条最起码的衡量标准是不可以装作看不见的，那就是，民众能不能共享“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说白点，老百姓是否读得起书。至于教育质量如何，姑且暂时不计较吧。而老百姓能否读得起书，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受教育成本不能超出一般民众的承受能力；二，有

　　以此对照现实，先说民众所承担的受教育成本，我们的基础教育虽然名曰“义务教育”，但本应由国家承担的学杂费一直由老百姓自己支付，这还没有将遍地开花的教育乱收费、择校费计算在内。高等教育的收费，更是成了民众背上的一座大山，据统计，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均纯收入为9422元，而现阶段每个大学生每年的费用支出则超过了1万元，换言之，一个中等收入的城市居民，一年不吃不喝，也供不起一名子女读大学。再来看看旨在分担教育成本的助学措施，目前政府与高校提供的助学金、奖学金，与贫困学生的需求量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而助学贷款的发放情况，前阵子还受到教育部一名副部长的指名批评。

　　一方面，中国教育收费节节攀升，另一方面，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多少贫困家庭子弟因为支付不起昂贵的学费而失去考大学的机会？又有多少家庭为了供子女读书而节衣缩食、挣扎于温饱线上？如果再计入教育质量的衡量指标，目前高端教育由于招生“大跃进”，教育质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基础教育则一直未能摆脱“应试教育”的诟病。我不知道，这样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能不能称得上“成功”？

　　其实，“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究竟是成功、是失败、抑或是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之处，老百姓最有发言权，因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结果是不是让他们受惠，他们心里最清楚。教育部作为教育政策的执行者，如果同时充当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者，毕竟难以服众。在教育费用已经成了民生一大负担的当前，教育主管部门更不应该沾沾自喜于统计数字上的入学率如何如何，而应看到被数字掩盖着的民生艰难，如是才可能适时调整政策偏差，使广大民众都能分享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吴钩）

反思教改，怎能绕过教育产业化

　　就像医改那样，公众的关注点，是否在于迫使主管部门去亲口承认教改失败方才甘心？显然不是。我们希望更多的主管部门出来就公众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以澄清一些观点，消解社会困顿。

　　那么，王旭明的说法能为公众消解困顿吗？显然不能。一方面，王旭明对教育改革的整体评价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如王旭明所承认的那样，教育产业化会毁掉中国的教育。因为教育产业化必然产生的教育不公、教育腐败和教育产业泡沫三大恶症，势将颠覆教育发展的所有成果。由此而言，成功的教改也就必然意味着与教育产业化的远离。但是当我们以此来揆诸现实之时，我们是否看到了教改与教育产业化背向而驰的局面，他们二者之间是否一直保持着理性的距离？答案是否定的。考察近二十年的教育发展历史，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教育产业化”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一步步合理推导出来的结果。

　　以高等教育为例，从1985年至今有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5-1992年，以1985年中央出台《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主要是扩大高校自主权。第二个阶段是1993-1997年，以1993年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指导思想，建设“国家统筹规划、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新体制，促成学校间基于社会需要的合作办学等。第三个阶段是1998年至今，改革重点是理顺教育部、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在教育管辖权上的关系，促进学校之间的合作与合并，扩大学校规模，实现联合办学，资源共享。

　　2004年10月18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由此认为：从整个改革过程的逻辑链条可以看出，社会上所批评的教育产业化，大部分举措都是沿着这一逻辑链走下来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一直没有明确的提出“教育产业化”，但是多年来一系列旨在降低教育公共产品属性的政策导向，却使得教育产业化成为愈演愈烈的事实，以至于当2004年一连有三位教育部高官发言否认或反对“教育产业化”之时，已有积重难返之势。而这种状况体现于百姓身上，则造成了“读不起书，上不起学”的现象大量存在。

　　反思教改，就必然不能忽略了教育产业化的现实影响，否则只能陷入左右互搏的尴尬。如何消除中国教育发展当中的教育产业化色彩，还原教育应有的国民福利及公共产品属性，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在这种更加紧迫的现实面前，是否非得去为中国教改作出一个整体成功的评判，显然并不是最重要的。（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