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官煤”，断不了的残酷游戏？

　　撰稿／杨艳萍(记者)

　　当今年7月阜新83名矿工遇难和8月广东兴宁123名矿工遇难的阴影尚未从人们心头消失，11月27日，黑龙江省七台河东风煤矿又发生死亡和失踪171人的特大矿难。面对这一次又一次的矿难事件，人们关注、愤怒，甚至失去痛感。我们的目光聚焦在“官煤勾结”这一悲剧之链上。我们要问，“官煤勾结”这样的残酷游戏真的无法痛断？

　　午夜的围墙，和巨大的“落实责任”几个大字下几把空空的椅子，这是今年8月7日广东兴宁市发生特大矿难后留给矿区的一幅真实镜头，很耐人寻味。

　　8月7日，广东省兴宁市大兴煤矿突发特大透水矿难，随后进行的调查发现，参与这座煤矿分红的65名股东，有半数来自当地安监、税务、公安等部门，其中一名“貌似”普通的警察，在大兴煤矿拥有的股份价值竟然高达3000万元。

　　在123具死难矿工遗体的映衬下，“官煤勾结”再度以一种异常刺目的方式粗暴地闯入人们的视野，逼视着社会的心理底线。两个星期之后，8月22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参股煤矿的公职人员和国企负责人，在9月22日前必须撤资。

　　中国的煤炭行业，尤其是一些地方中小煤矿，煤炭财富与政府权力的“联姻”由来已久，这个人所共知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制度化，成为保障部分煤矿正常运转的润滑剂和潜规则。在乱相频生的中小型煤矿，几乎每一起矿难背后，都能看到公职人员的身影若隐若现。

　　煤炭是一个高危行业，官煤勾结的一个直接弊端，就是以利益为纽带，将安全生产的监管者和矿主牢牢捆绑在一起。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忽视安全投入和存在的隐患，对非法开采睁一眼闭一眼，一旦发生矿难，已经“置身其中”的监管者们，往往又成为矿主们最有力的保护伞。正因为如此，清理“官煤勾结”，被视为遏制目前矿难频发的一个关键。

　　11月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国资委、安监总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截至10月20日，全国共报告登记在煤矿投资入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4578人，登记入股金额6.53亿元，已经撤资4.73亿元。

　　目前国内煤矿总数超过2.6万，如果按照每个煤矿有一个公职人员参股来计算，那么被参股的煤矿比例只有不到1／7。从已经查处的湖南资江、江西新余、黑龙江七台河、广东大兴等煤矿呈“窝案”状的官员入股情况来看，这一结果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原定“9·２2”大限之时，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收到的清理报告中，只有9个省497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从煤矿撤资。其中内蒙等省区，甚至传出地方官员宁肯丢官也拒不撤资。不得以，几乎所有的省份都相继延迟了截止日期。

　　严肃的国家政令，在执行的过程中变成了可随意伸缩的橡皮筋，有专家指出，政令权威和地方保护一直以来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只是在此次撤资令的执行中，从隐秘走向了公开，从间接冲突走向了正面交手，从局部走向了整体。

　　公职人员参股煤矿，是典型的寻租行为，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社会公众对官商勾结和权贵资本更是深恶痛绝。但是制度的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在一条路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也就越高。清理“官煤勾结”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远超过人们最初的预想，然而无论代价有多大，“官煤勾结”已成为

　　从现实来看，清理“官煤勾结”一方面是对煤炭行业暴露出来的混乱状态进行治理，另一方面，接二连三的大小矿难已使社会公众对一些部门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强令官员从煤矿撤资，也是对公众不满情绪的疏导。

　　更为重要的是，官煤勾结，使部分地区超限开采和非法开采大行其道，这不仅构成诸多安全隐患，同时也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危及国家

　　从2002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攀升，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连续4年超过GDP的增长，其中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高达70%。尽管在国家新的能源战略中，多元化的能源战略安排已被提上议事日程，“煤为基础”在短时间里仍是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现实。

　　我国能源问题专家、

　　2004年6月中国政府通过的中国未来20年的能源战略规划中，一改过去以供应为主的思路，第一次把“节约”能源放在了首位，这是一条根本性的方针，体现了节能优先的原则，今后5年，加强资源管理将是改革的一个重点。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最近明确表示，年底之前必须完成8000多个煤矿的整顿关闭任务。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国家所推行的能源战略在煤炭行业迈出的关键一步。斩断地方官员与煤炭企业的利益关系，则是遏制煤炭资源无序、过度开采，保证国家能源战略得以顺利落实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