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刹住院士评选中的“公关风”

　　据《瞭望东方周刊》、《南方周末》等媒体报道，在上月一个有十多名两院院士参加的圆桌会议上，话题不由自主地转到院士制度改革的问题上，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院士首先“发难”，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在总结发言中支持其观点，并建议在适当时候提交一个议案。消息传出，许多未与会的院士立即响应，纷纷对现行院士制度发表批评意见。本月中旬，两院院士本届增选结果公布，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对于上述批评意见积极回应，表示原则上赞成，准备举行研讨会讨论完善院士制度的问题。

　　近些年来，每逢两年一度院士增选之际，都会响起院士制度改革的呼声。其原因倒不难揣摩，正是增选过程中出现的潜规则和幕后活动，集中暴露了现行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病。令人欣慰的是，院士自己率先站出来反思和批评这个制度，表明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核心是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

　　院士制度发生的信誉危机并非孤立的，乃是学术腐败侵蚀到科学家的结果和表现。因此，院士话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整个学术腐败的恰当契机。

　　对院士制度的意见集中在选举过程中滋生的腐败上。

　　院士本应是所在学科领域里的权威，其学术成就是公认的，在当选院士之前即已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至少在多数情况下，一个人能否当上院士，评委和他本人都大抵心中有数，无需推销自己。倘若不够资格，则无论怎样推销也没有用。然而，现在出现的有些情形却是，增选时节，求院士者如同最急切的求职者一样四处出击，进行一些公关活动，这成了两年一度的隐秘风景。前两年，还有人为了竞选院士登出广告，一时传为奇闻。在评审的各个环节握有实权的人，直至握有最后投票权的已任院士，这时节便说客盈门，令贪者喜不自禁，清者不胜其烦。其结果可能是有些不合格者入选，而有些够格但不屑于公关的人被拒之门外。

　　最具特色的是，不但候选人自己，而且其所在地区和单位，也积极出面大搞公关，为候选人拉票。有的单位以组织学术活动为名，邀请一些院士参加，好生招待，送出场费。有的单位花大钱在媒体搞有偿宣传。当然，还有种种幕后交易，难以述其详情。许多大学备有专门的公关费，用于申请院士活动。院士原是个人荣誉，单位何必如此使劲？其中的奥秘在于，在现行制度下，一个单位有无院士及院士人数与单位利益有密切关联。比如说，在申请重大课题项目时，在申请博士点时，如果有院士牵头，就很容易如愿，而这二者都意味着可以获取数目可观的经费。因此，收支相权，得到一个院士名额所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了付出的公关费用。

　　院士头衔有此效果，自然就身价百倍，在为单位“创收”的同时，给院士自己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院士是终身制，一般享受国家、省市及所在单位的三重津贴。

　　据介绍，在北京之外的一些地方，院士享受相当的待遇，年津贴一般不少于十万，有的甚至超过百万，有些地方还给院士分房子、配车、配秘书、配私人医生等。至于灰色收入就无法计算了，拥有最高学术称号的院士成了各界争相炒作的目标，其中一些人也就何乐不为，频繁出席社会活动，在各种会议上露面。可以想见，这样的院士哪里还有兴趣和精力潜心于他们本应从事的科学研究。

　　现行院士制度的个别弊端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邹承鲁院士坦陈：现在选出的院士，总体水平一届不如一届。

　　一个值得反省的事实是，随着院士人数的大幅度增加，我国科技

　　照理说，院士增选规则有明确规定，不许候选人搞公关活动，如违反就要取消候选资格。为何执行不了呢？

　　关键原因恐怕在于现行的行政化评审程序。从候选人的推荐到入选，要经过单位、部门、科学院层层关节，这种复杂的程序一则使得整个评审过程变得扑朔迷离，高深莫测，二则迫使一些参选人用学术之外的手段去疏通各个行政关节。因此，如同汪品先院士所指出的，首先需要改革的是院士推荐办法，减少推荐层级，增加透明度，使院士与候选人之间有面对面的交流机会。邹承鲁院士则一再提议，为了透明和公正，应该把所有候选人的资料尤其是具体成果在网上公示，接受全国科学界的监督。毫无疑问，任何改革办法的立足点，都是要削弱对于评审过程的支配和干预，最大限度地把评审权力，还给真正有评审能力的科学家共同体。

　　评审程序的行政化，当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近些年学界严重官本位倾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真正的改革必定是整体性的。就院士制度而言，理应恢复院士身份的正确定位，把它与诸如副部级、副省级之类的行政级别脱钩，也与丰厚的物质利益脱钩，使之还原为纯粹的学术荣誉称号。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一来，岂不没有人想当院士了吗？是的，那些想通过当院士升官发财的人，大约不会再费大力气争当院士了，那么这就对了。

　　排除了利益的诱惑，院士增选的压力就大为减轻了，不妨把增选的周期延长，人数减少，确保让品学皆可为人师表者当选。

　　现行院士制度只是学界的一个缩影，凡在这个金字塔顶显露的弊病，在较低层次也有存在，而且也许更为严重。

　　学界中人都知道，在重大课题项目的评审中，在博士点的评审中，同样通行着一些潜规则，同样盛行着公关之风。根源也是相同的，即评审程序的行政化，体制的官本位倾向，项目及博士点资格与单位、个人的权力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效仿院士制度，开始选举与院士相当的学部委员，从社会科学界的现状看，能否避免院士制度的既有弊端，令人不敢乐观。所以，我相信，汪品先、周光召等院士的改革建议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实际上是科学家的良知向整个学界发出的呼吁。

　　□周国平（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