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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年终特稿:历史记忆与泛娱乐化(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28日12:48 新民周刊
新民周刊年终特稿:历史记忆与泛娱乐化(图)

大营盘小学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是村里最美的风景


  历史记忆与泛娱乐化

  撰稿  陈冰(记者)

  究竟有多少事,在红尘紫雾的深深掩埋中,被我们历史性地遗忘了?

  2005年就这样从指尖溜了过去。指尖留下的是难忘的人,感动的事。

  如果电视台以“万恶”的收视率来衡量节目好坏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的话,那么以转载率来衡量一篇文章的好坏似乎也还说得过去。很可惜,我不是一个对自己负责的记者——文章刊发以后,我焦虑的是下一个选题在哪里,而不是文章被转载了多少次。

  2005年,《中国动漫深度饥渴》,大概是我写得最赚钱的一篇文章,除了得了个主办方颁发的大奖,还意外地收获了好几家媒体寄来的转载稿费,3000字的文章陡然变成了专栏作家的价码,实在有些出人意料。

  更加让人难忘的是和同事合作的封面报道《NO一代》,居然收到了两张总计只有两位数的稿费单。三个同事实在不好意思均分这份额外收入,最终一致决定请同事喝奶茶共同笑纳《NO一代》带来的飘忽感。

  让我最难忘怀的是一次漫长的采访等待。

  不该忘却的历史

  为了采访纪录片《去大后方》,我等了整整5个月。

  早在2005年初,我就知道了拍摄《海上三大亨》的纪录片导演宋继昌又做了一部有意思的大片《去大后方》。隔三岔五地电话“骚扰”编导李晓、宋继昌,询问片子编辑进程是我那段时间的“功课”。

  因为投资背景的复杂性,以及片子本身叙述视角和立场的变化,两位编导变得越来越低调。抗战60周年带来的宏大叙事轰轰烈烈,使得这部口述历史愈发显得与众不同。他们害怕媒体的提前曝光将会引来高层的过度关注,从而导致这部来之不易的纪录片直接夭折。纪录片的播出时间一拖再拖,直到播出前的几天,他们仍然在剪辑室尽可能地按照要求剪辑片子。

  最后,采访的时间选在了片子即将播完的节点上。漫长的等待总算有了结果。我很兴奋。

  谁知就在约定采访的前一天早上,制片人又打电话提出,纪录片的投资人杨麟先生曾经接受过周刊老同志的采访,如果老同志不出面的话,事情似乎就不那么好办了……

  不得已,赶忙请来老同志救场,于是一个空前强大的采访团出现在和杨麟见面的那个早晨。4个人面对同一个采访对象,我在周刊还是头一回碰上。

  西迁的悲壮经历在杨麟嘴下变成了一个个充满传奇的故事。我终于知道这位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台湾地区总代理,美国波昔公司台湾地区总代理,重庆大达轮船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为什么要像发神经一样一头扎进自己从没玩过的纪录片里——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美的一段时间,却找不到一部书来反映。记录那段被掩埋的历史成了他义不容辞的使命。

  杨麟讲述了,还有上百位老人讲述了那次远远超过诺曼底登陆的“中国 移动”。他们等了大半辈子,似乎就是在等待着这样一天,尽管很多人并未等到片子播出的那一天。

  文章刊出以后,引起很多人的共鸣。89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整形外科专家张涤生教授更是感慨万千,悲喜交集,作为60年前这支以千万人计的队伍中的一员,他特别为周刊撰文写下那段难忘的经历。

  与此同时,我也收到了一封先扬后抑的读者来信。这封信是由《紫雾--卢作孚评传》的作者金雨时写来的。在卢作孚诞辰110周年,逝世51周年的2003年,金雨时和妻子如月推出了这本追述卢作孚不凡一生的评传。

  金雨时在信中指出,《悲壮大迁徙》一文中对于卢作孚下落不明的描述不准确,希望《新民周刊》能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也正苦于当时限于篇幅没能展开对卢作孚生平的追叙。这是纪录片《去大后方》中最让我震撼的几个片段之一。

  迅速和金雨时先生取得了联系。他很意外,我居然是个女的!淮海路的咖啡店里,我又随着金雨时对卢作孚生死之谜的讲述经历了一次灵魂和道德的淘洗。咖啡店里的背景音乐轻松温馨,我却感到异常沉重和内疚——在四川待了那么久,居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位民族的脊梁!

  看看新浪网友的留言吧——

  问问六七十岁的老人,谁是卢作孚?除了长江沿线,估计知道的不多。问问现在的年轻人,谁是卢作孚?知道的更是少得可怜。卢作孚有意无意被遗忘,但在中国现代史上,他也是中国人最不应该忘记的人。

  金雨时浓厚的“卢作孚情结”让我们“不打不相识”。随后刊发的《卢作孚生死之谜》迅速被新浪网的媒体聚焦选载,这篇文章也直接促成了《紫雾》一书的再版。究竟有多少事,在红尘紫雾的深深掩埋中,被我们历史性地遗忘了?

  泛娱乐化

  请原谅有一点的清高:我也爱八卦,经常会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明星、艺术家,私下里会传递一些所谓的圈内小道消息,但我还是坚称自己是文化记者——虽然在这个泛娱乐化的时代,文化记者和娱乐记者通常是在一个版里“混饭”吃。

  郎朗的新闻发布会上,我问郎朗怎样看待这种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场的演出,这样的高频率是否会成为其发展道路上的阻碍,旁边一位年长的女记者连呼这个问题“不好玩”。

  接过话筒的一位女记者发问:“郎朗,请问你的衣服是你自己挑选的吗?为什么要穿这件带着亮片的西服?”

  这真是一个好玩的问题。对于一个享誉世界、充满个人魅力的年轻艺术家,他的着装真的比他的钢琴技巧更值得关注吗?如果一个艺术家已经沦落到要靠光鲜的外表、出格的言谈来博取和娱乐明星同样显著的版面,这是不是一种对艺术的亵渎?

  《如果·爱》宣传,最热辣抢眼的是周迅走光照。对周迅走光话题的讨论远远多过对影片思想内涵、艺术成就的讨论,那些慕“名”而来的记者并不真想静下心来观赏一部缅怀过去、讲述真爱的电影,他们需要的是足够劲爆的“料”。

  小天王周杰伦发行新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对狗仔恨到牙齿痒痒的他专做《打狗歌》以泄心中愤懑,采访中的一句戏谑:“为什么八卦新闻会一直都有,就是因为有我这样爱看八卦的人在。”居然被做成了大大的标题——周杰伦其实也爱八卦。

  黎明现身上海的记者会,被问及舒淇是否会来观看演出,当场翻脸,怒斥道:“这个问题太次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玩吧。”

  这个世界整天充满了黑色幽默。

  明星们说也好,不说也罢,正说也好,反说也罢,总之都会被妙笔生花的记者演绎成“头版新闻”。明星的生活本来就是为了娱人。娱记的天职是让明星的生活更加娱乐。但是除了性、丑闻、谎言之外,他们真的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娱人了吗?

  2005年,电视诞生80周年。这位长着方脑袋的老人家已经开始把一切变成了娱乐。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惊呼:“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娱乐已经成为一种霸权,它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尽管这种娱乐不过是一种难以兑现的生活允诺,但是商业社会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的动机、态度。它瓦解了大众的自我记忆和历史记忆,以放弃对意义的追问和对现实的思考为前提,制造着缺乏理性光芒和诗意缠绵的流水线快乐。

  没有激情、没有高潮、没有精神的愉悦,在一次性的、短命的、快速的重复、模拟和批发中,娱乐已成一种生活的常态,一种流行的叙事,一种泛滥于广告、报刊、电视等媒体上的话语方式。娱乐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底层的艰难和困顿,历史的真相和意义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消解、遗忘。

  娱乐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环境,春节晚会、张艺谋电影、冯小刚贺岁片、没完没了的肥皂剧……尼尔·波兹曼称这种流行的娱乐场面为“伪语境”。他说:“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的避难所。”沉浸在“伪语境”之中,即便是堕落、迷茫,也不觉得。泛娱乐时代的危险性被人们大大地忽略了,他们忘记了这样的问题:“我为何而笑?”“为什么笑声代替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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