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潘多拉
今年1至11月，浙江省各地机关效能建设工作办公室共受理2.5万多起效能投诉案件，因效能问题被追究责任的党政干部共2736人，其中引咎辞职、降职和辞退共59人，其他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批评教育、效能告诫或调离岗位等各种处理。
自去年底浙江实施《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在全国率先建立“庸官问责制”以来，江苏、兰州、深圳、四川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措施，相继掀起“治庸风暴”，机关干部凡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和工作制度，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损害管理和服务对象合法权益，有时甚至只不过在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玩电脑游戏，或者擅离岗位、办事拖拉，都可能被视为“影响机关工作秩序和效能”，被打入“庸官”之列而受到追究。“治庸风暴”带来的这种变化，引人注目而又令人期待。
一般认为，不良官员有四种类型，一曰庸，二曰贪，三曰昏，四曰既昏且贪。贪官招权纳贿，徇私枉法，昏官好大喜功，荒嬉无度，既昏且贪的官员两者兼而有之且每每变本加厉，都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损失。相较之下，庸官尸位素餐，碌碌无为，“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但没有贪污受贿，也没有酿成重大责任事故，其危害性似乎要小得多。事实上，党纪国法对庸官一直没有具体的惩戒措施，顶多不过是不褒奖、不重用，庸官该加薪加薪，该升职升职，相关待遇“一个也不能少”。现在“治庸风暴”把整肃吏治的关口从昏官、贪官前移到了庸官的环节，符合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堪称得民心之善举。
“治庸风暴”首先是为了在公务员队伍中建立并完善“能胜庸汰”、“良币驱逐劣币”的竞争选拔机制。公务员作为国家公职的供职者，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组织和管理方面承担着重大责任，所以应该是百里挑一的优秀人才。相应地，公务员职业也应该是社会上最抢手的职业之一。根据国家人事部的统计，去年中央、国家机关面向社会招考公务员，共有54万多人报名应试，31万多人通过资格审查，与计划录用人数的比例平均为37.3∶1，报名人数与录取比例均超过往年，创下历史新高。到了今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开招考万余名公务员，报名者超过百万，录取比例攀升至48.6∶1，再创历史新高。这是在公务员“入口”处展开的激烈竞争。在公务员队伍内部，竞争之激烈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全国范围看，担任副处级以上职务的公务员仅占公务员总数的8%(习惯上把副处级视为“入流”的界限，副处级以上干部方可称“官”)，92%的公务员职务层次都在科级以下。如此激烈的竞争若仍不能把那些庸官淘汰出局，中国公务员队伍将难以看到奋发振作的真正希望。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尽管不少人认为公务员收入较高且很稳定，但实际上，长期以来，不少地区的公务员按规定享有的薪金待遇相对偏低；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不少人也承认国内公务员待遇偏低，却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高薪养廉”，其理由之一就是，目前公务员中的得过且过者、滥竽充数者远非个别，给他们高薪能否养廉姑且不论，却可能助长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要解决这一矛盾，只能选择在那些不配享受高薪待遇的庸官身上开刀，并从内部和外部强化公务员职业的竞争，最终形成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精干务实、符合国家公职要求的公务员队伍，这个时候，国家要为公务员提供高薪待遇，乃可以名正言顺令人信服。
但正如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可能成为谬误，“治庸风暴”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采取拔苗助长大干快上的手段“逼官勤政”。须知在科层严明的行政体制内，特别是在政府权力从市场有序退出的过程中，每个官员的权力都应该是明确的、有限的，官员消极怠惰、无所作为可能影响机关工作秩序和效能，但如果官员在“治庸”压力之下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则可能对机关秩序和效能造成更大的影响，对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造成更大的侵害。一些地方的官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为了树立勤政能干的形象，为了追求短期内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不惜“逼民致富”、竭泽而渔，大搞高大巍峨、美轮美奂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他们倒是不用担心自己会成为庸官，但他们肆意折腾的结果只会比庸官更可怕。
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我们不但要看官员利用权力做了些什么，有时也要看他没有做什么，不但要看他如何使用权力，更要看他如何节制权力，不但要看他是否建成了功在当代的项目，更要看他是否留下了“祸及子孙”的工程。权力需要从外部施加有力的监督与制约，也需要执掌权力和行使权力的人的自我监督、自我约束，需要他们培养起对自己手中的权力的敬畏之心，防止形成“权力依赖”并走向弄权、擅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只有建立起正确的权力意识，避免陷入“庸而无能”和“能而至于昏”两大误区，“治庸风暴”才算真正收到了实效。(作者系《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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