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策•学术出版：为了中国的汉语思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雷天报道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知识分子就有借图书出版以关怀中国问题和推进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传统，2005年的重点学术出版物表明，从事这些学术书策划的学者，对中国当前面临的思想文化问题有了更明确的意识和更长远的思考，以及建设本土汉语思想的努力。

　　刘小枫：盛世要修典

　　对德国已故著名法学家施米特的研究，近些年在欧美学界逐渐升温，在国内学界施米特也慢慢成为谈论的一个热点，今年新出版了施米特非常重要的学术专著《宪法学说》。刘小枫教授说，引介施米特的主要原因是，施米特对现代性的政治问题的思考，西方学界公认最具深透力(即便不同意他的立场)；此外，施米特当时所思考的德国问题与中国当时的历史处境也有一些关联——这就是：凡尔赛条约是否“公正”。施米特当时触及的帝国主义与国际法问题，现在看来仍然值得思考。

　　之所以要策划“经典与解释”丛书，刘小枫教授自言，是希望建立一个西方传统经典的体系，尤其要推进对西方经典原著的解读。学界过往虽然也力图有系统地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并有较大影响，但选题仍然有很大缺憾，更重要的是不重视西方学界对历代经典的义疏，因而我们对西方历代经典的解读一直没什么长进。如今，我们需要寻求理解西方经典的新起点。

　　与前二者相联系的是“政治哲学文库”。刘小枫教授认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要求基于现代的问题不断返回问题源头，不断重读经典，不仅要读西方的历代经典，也要读中国古代的历代经典，不然的话，我们的思考注定不会深化。

　　据刘小枫教授介绍，2006年他还将推出“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的系列丛书，推动整理清代和民国时期修道有德的学人对中国历代经典的校释，扶持当今新一代学人对我国历代经典的重新解读，以便摆脱近百年国学界养成的坏习惯：从西方现代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读我国古代经典。记者不免问及市场接受问题，刘小枫教授自信地笑言：做学问不会去考虑市场问题，而且做好的学术书，出版社并不会赔钱，不能赚大钱倒是真的。何况，如今好些人在讲，眼下是数百年难遇的盛世，不知道这说法是否属实，倘若如此，就得抓紧时间修典，至少从历史上看，修典是运造盛世景像的标志之一。

　　乐黛云：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坐标上

　　古今文化承接和中西文化沟通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学术界至今较多关于这方面的一般理论探讨，较少有将中西汇通和古今传承二者结合起来的、有分量的重点个案分析。所以乐黛云教授希望通过出版这套“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对在中国文学学术上有较大影响的——诸如王国维、钱钟书、林语堂、穆旦等人的个案研究，将中西汇通和古今传承二者结合起来，来总结20世纪一百年来卓有成就的中国学者如何在继承中国

　　另外一方面，过去西方汉学家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我们对汉学家研究较多，但对代表西方主流文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如何吸收中国文化，并使之融入西方的个案也研究不多，所以“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文丛选择了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卡夫卡等人来作个案研究，以考察他们如何吸收中国文化并融入西方文化之中。

　　刘北成：史学与社会学的学科交叉

　　本来刘北成教授今年还参与策划了“启蒙运动译丛”，但由于各种原因，仅出版了《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和《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刘北成教授认为，由于近年国内外的一些重要思想争论，都涉及到对现代性的重新认识。而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主要发源地，受到特别的关注。国外学界在争论中不断地回溯或重新界定启蒙，出现了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角度的探讨。这些探讨对于中国学界的讨论会有启发意义。

　　而“历史与社会”译丛的原初考虑主要是因为：国外学科建制较早，学科界限也很强，二战之后较多的学者有意识地进行交叉，比如历史学和社会学、人类学相互交叉，不仅开辟出更多的研究空间，形成了一些交叉学科，而且呈现了一批广受关注的成果。相形之下，中国史学缺乏明确的学科意识，史学概念陈旧；史学研究经常跨越学科，但方法论意识并不清晰。所以选择了国外优秀的史学和社会学、人类学跨学科作品译介过来，希望能促进国内史学学科的建设和学科之间的交叉。

　　刘东：我们是谁？向哪里去？

　　刘东教授策划的这两种丛书起初也是磕磕绊绊，不过后来变得越来越顺利，很多书都重印，新的选题基本上也按计划出版。今年尤其以《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激起了国内有关城市建设的讨论。

　　说起这两套丛书的立意，刘东教授用这样一个哲学思辨的终极命题来回答了记者。

　　“海外中国研究译丛”希望探讨的问题是“我们是谁？”刘东教授认为，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中国国内对近代史的书写普遍存在问题。但如果我们连自己刚刚过去的历史都不甚了然，那我们根本无法认识“我们是谁？”所以由此问题出发，策划译介了这套以历史为主的“海外中国研究译丛”。不过有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汉学界讨论中国问题时都有其各自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书与书、理论与理论之间往往会彼此碰撞，对于一般不了解书创作后面背景的读者来说，往往会造成隔膜。所以未来一年中，刘东教授打算为此写一本书，来专门描述有关那些学术著作的创作背景以及主要问题争论。

　　刘东教授谈到，21世纪最重要的两国关系即是中美关系，而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又分为专家层次与大众层次，学者跟大众对中国的看法处于两极。所以也希望通过这套书的译介来增进对美国专家如何看待中国的理解，从而增进双方的对话交流。

　　“人文与社会译丛”则需要探讨的是“我们向哪里去？”一方面，从思想学术的角度讲，刘东教授认为，西方哲学在经过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哲学-政治哲学的转向之后，出现了如罗尔斯、哈贝马斯等诸多有建树的思想家，而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还比较缓慢，我们亟需在这方面补课。另一方面，照哈佛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的说法，中国20世纪政治思想史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特点。我们也很需要提升我们的政治智慧。

　　中国历史上两次大的外来思想进入中国，都给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带来了极大收获，却也造成了极大的危机。佛教进入中国过了数百年才催生了宋明理学，而近代西学的进入，也需要我们在学习的前提下，进行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的结合并进行创新，逐渐由学习转向对话。这也是刘东教授主持编辑的《中国学术》一直立志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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