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陈 宪
人们总是在某个重要时期开始的时候，表达美好的祝愿，并期盼愿望成真。2006年，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年。在这个时刻，作为一个从事经世济民之学——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经济学人，我由衷地“愿发展惠及全体民众”。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30年，整体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正处于关键阶段。我们知道，任何重大变革总是会在矫枉过正时出现某些偏差，有些还可能比较严重。中国目前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难题，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三农问题态势严峻、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道德诚信严重滑坡、官员腐败屡禁不止，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这场变革有关。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在这些难题背后有着一个共同后果，就是发展不能惠及全体民众，尤其是不能惠及穷人。
在深刻分析、充分认识这些难题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的基础上，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科学发展的价值观就是让全体人民分享发展的成果；和谐社会的理念之一就是使这一分享比较公平和公正。这就要求：在将发展成果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发展机会公正地惠及全体民众。分享的全部涵义在此，公平与公正亦表现于此。
我们承认，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官本位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在中国，与发展惠及全体人民有关的分享的理念、公平与公正的理念远未深入人心，更没有成为公共机构的行为准则。然而，新理念代替旧理念，并不断普及和深化的过程，是基于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的。一位既对经济学素有专攻，又时常涉足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经济学家奥尔森说过：“一个国家相对繁荣或相对贫穷的主要原因就是该国的政策或制度的质量。”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他的《经济学原理》被译成中文时，写了一段不到250字的“给我的中国读者”的话，他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政府所选择的公共政策。”持续有效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实施，就能够形成良性环境和行为自觉。大量的历史事实使我们对经济学家的这些论断深信不疑。
当前重要的问题是，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这些浸透着分享、公平和公正理念的战略思路已经提出的条件下，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尤其通过对严重制约发展成果和发展机会惠及全体人民的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助于消除城乡间二元结构，缩小人群间贫富差距的制度体系。现在特别要告诫对制度改革和建设、公共政策调整和制定有重要作用的政府官员，以及能够对此产生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和主流媒体，要倾听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让新的制度与政策有助于发展成果和机会惠及穷人。
我们深知，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就是选择了在财富创造和财富初次分配领域的“效率优先”，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说，在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时，我们对“社会主义”这个定语还更多地理解为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的需要的话，那么，这十多年的现实生活再次教育我们，“社会主义”是与分享、公平和公正紧密联系，并保证其实现的体制与政策的基石。
让发展惠及全体民众，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人们把市场经济与效率相联系时，不要忽视市场经济的效率以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前提。例如，富人偏好资本自由流动，以谋求高额回报；又如，广大农民要通过劳动的自由流动，以获得贴补家用的打工收入。这些都是要素流动的收益，不流动就没有这些收益。而且，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着收入的流动性，即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在要素流动、公平竞争条件下产生的双向流动，部分低收入者由于天赋能力，接受良好教育和把握机遇，或创业成功，抑或成为白领，进入中高收入阶层；而部分高收入者则因为传承、风险或决策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其所在阶层退到中低收入阶层。经济学的经验验证表明，在贫富差距相同的情况下，收入流动性与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是呈反向变动的，即收入流动性高的国家(地区)比收入流动性低的国家(地区)，更能够缓解社会矛盾。这就告诉我们，存在贫富差距难免，但是，一旦要素自由流动，竞争与发展环境公平，收入流动性会相应加大，贫富差距所产生的矛盾就不至于被激化。如果说市场经济是要素自由流动的机制，那么，社会主义就应当是竞争与发展环境公平的保证。
最后，强调指出一点，即阻碍发展惠及全体民众的种种难题，都是在改革与发展中产生的，也必须在深化改革与进一步发展中才能解决。任何因为这些难题而怀疑改革与发展的想法，都是十分危险和不足取的。(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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