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商汉) 以年纪事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这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反思、调整并且重新开始新的工作，同时又不让生命等待得过长。尤其是当我们有机会告别我们的过去一年，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记载单位的时候，年其实不是远古的凶兽，而是历史的宠物。
2006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仍然是不确定的。我们还要延续2005年甚至是以往很多年
所积累下来的不确定性。伊拉克仍然是全球的焦点，美英驻军的去留仿佛已经从判断问题变成了方式问题；朝鲜与伊朗的核问题还在继续；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任期将到，对全球管家这个角色的竞争，实际上直接指向了联合国改革的深层。当然，全球经贸仍然在多元的态势下留存了大量的价格问题，巴以之间的硝烟会在沙龙的手中湮没吗？
2006年的不确定性可能还来自自然。或许在2004年岁末的时候，还没有人想到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会在一整年中改变全球公共领域的格局。海啸、飓风和地震之所以成为2005年的关键词，是因为这种灾害存在并将一直存在下去。2006年人类还要面对自然灾难对于国际防灾减灾机制的考验。因此从很大意义上说，从和平与战争，到生存与毁灭这样大问题的转变，对2006年的人类都有新的思考范畴。
然而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寻找确定性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2006年的大部分确定性，都是来自我们共同拥有的记忆。这一年是无线电广播发明100周年，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的距离，也改变了政治的速度；这一年还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变革，都因为历史某一个时刻的瞬间而发生改变，这到底是不确定性还是确定性？
也有一些确定性来自真实。2006年是中国“十一五”开局第一年，未来5年的发展，跨越了21世纪初中国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奥运会，这可能是决定整个中国战略机遇期稳定性的5年。但是世界对于这种发展期待理由，而中国则应该向世界提供这种理由，才能保证在2005年那些国际媒体封面上所描绘的中国世纪成为确定的存在，而非争论抑或威胁。
寻找确定性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因为我们必须改变不确定思维中的许多恐惧。我们还记得30年前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开国领导人相继去世时整个社会的惶恐和悲恸，但是我们依然走过来了。尤其是当现代国家意识逐渐成为这个民族的必需品的时候，确定性带来的安全观是我们在发展中所首先需要建立的。
1905年清廷废除了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并且在1906年开始进行预备立宪。100年前，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个历史转变在中国近现代政治上的世界意义。这就是不确定性的美妙之处。但是60年前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人类的废墟中结束的时候，人人都知道明天的生活只会更好。这就是确定性的神圣之处。而2006年，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二者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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