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评论员 章敬平
2004年春天，温文尔雅的温总理提出缔造法治政府的“十年纲要”，舆论视之为中央政府的法治宣言，海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则以倒计时的目光，紧盯中央政府的举手投足，看中央政府究竟能不能兑现他对13亿中国公民的承诺。未来会怎样还有待观察，但我们从《决策》入选的“十大地方决策新锐人物”身上，瞥见了中央政府兑现承诺的希望，他们让我
们相信，法治政府不止于“法”在纸上行，还有人在“律”上走。
“无限制的权力本身就是一件有危害的东西。”这句话是年青的法国贵族托克维尔在170年前说过的。依据法学家出身的徐汇区区长孙潮的理解，市长的权力是有边界的，法治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廉洁政府。当市长王三堂请法制办厘清市长的93项权力，依法行政在邯郸市府，就有可能不再是一句动人的口号。当衡阳市委书记邹文辉刮起“预算风暴”，把预算外资金一扫而空，乱罚款乱摊派以充盈小金库的几率就被极大地降低了，“人民公仆”用预算外资金挥霍肥私渔利的坏习惯，就不得不改一改。
罗素说“最少管事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在“有形的手”更为频繁地插入经济社会事务的当下中国，劝一个市长、市委书记“无为而治”无异于缘木求鱼。我们只能善意地期待他们最大限度地遵守民主的原则。这个可信而不可爱的原则，有时候会损伤政府的效率，可它能避免官员少犯错误，减少他们引咎辞职的机会。相对于“法治政府”的伟大目标，如此狭隘地理解民主的好处，未免显得乡愿，等而下之。或许是欧风美雨的熏染，负责地方公共决策的新锐人士中，开始有人从委托代理关系出发，定位政府和公民的建设性合作。设若中国的地方长官们，均能像云浮市委书记郑利平一样秉承现代政府的“代理观”，一个民主的法治政府，势必指日可待。
为经济的公正，为那些在困苦中挣扎的穷人，为那些决定和影响着经济社会公正的场面人物祈祷，是美国天主教会20年前的行动，以反对里根时代无节制的市场经济狂热。当下中国，市场经济尚未被所有人奉为圣经，退回的鼓噪声处处可闻，我们当然不能走入反对市场经济的队列，但市场拜物教对公平的冷漠，必须遭到棒喝。我们猜想，徐州市委书记徐鸣做出“无差别教育”决策的时候，未必会想起美国宗教界对人民有权得到公平教育的建议，但他们的努力毫无疑问地暗合了法治政府的要义。试想，一个无视公平的政府，如何戴得上“法治”的桂冠？
感谢地方公共决策的新锐人物们，感谢那些民主、法治的信徒们，让我们增进了法治政府的信心。然而，距离2014年还有不到9年的光景，我们尚需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之所以成为新锐，是因为还有许多与“新锐现象”背道而驰的长官意志存在。换言之，法治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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