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临汾造“天安门”：制度下的畸形蛋

　　-本刊记者 杨 敏

　　官场中不得志者十有八九，山西临汾市尧都区区长宿青平也算是其中一位。在他主政尧都期间，修建了“天安门”和天下第一高的华门，宿青平成为媒体的靶子，他的造门行动也成为官场笑谈。

　　宿青平的个性与官场潜规则一直不兼容，这个在处级岗位上逗留了16年之久的昔日政治明星，就是张平官场小说《国家干部》主人公夏中民的原型。小说中那个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担任某市市委副书记的夏中民清正刚毅、卓尔不群，但在官场屡遭打压。

　　从媒体的宠儿到媒体的弃儿，宿青平最近7年的政治生涯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1998年《工人日报》的一篇《一位市委副书记调离的背后》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宿青平：因为在党代会上落选，时任侯马市委副书记的宿青平调任异地，临行之日千名群众为他送行。彼时，甚至媒体发出了“侯马党代会被人操纵？”的疑问。不到十年时间，昔日那个众人景仰的个性官员因为在临汾克隆了一个“天安门”，并将办公地点移至门票高达50元才能进入的华门之内，不仅亲民形象荡然无存，还必须面对关于“国家干部如何蜕变”的诘难。

　　拨开临汾造门迷雾，我们能够很肯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临汾造门其实是制度下的“蛋”。

　　从宿青平的“蜕变”，我们可以看到基层用人制度的异化。官员的政治命运谁来主宰，是民意吗？在临汾这样个案中显然不是。宿青平对环卫工人等底层社会的关怀为他赢得亲民形象而声望日隆。但是，公众信任却丝毫左右不了他的仕途，16年处级岗位，无数次升迁机会，曾经致力于要“对下负责”的政治明星在官场潜规则面前碰得头破血流。2005年，失意的宿青平暮气沉沉地面对媒体，他说：“在中国官场，你只有杜绝了当官的欲望，才能当好一个官，这是我多年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对这句话的正确解读应该是：宿青平早已“杜绝当官的欲望”，但他是不是还有要“当个好官”的念头却无法确定。宦海沉浮，当宿青平被制度划为官场异类，游走到轨道边缘的他势必剑走偏锋。

　　从宿青平的“蜕变”，我们还可以看到地方行政首长权力的无边界。无论是仿造“天安门”还是拍板建设耗资7000万的华门广场，对执拗的宿青平来说也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尽管尧都政界对华门广场工程有不同声音，但权力一旦发力就如脱缰野马无法控制。7000万建设款到底从哪里来？宿青平想到了尧都的那些煤矿老板，高则500万，低则几十万，一些污染企业和黑煤矿尽管怨声载道还是被迫解囊，有人称这是宿青平的以黑制黑，但是行政首长的权力失范还是引起了公众的高度警觉。在尧都，谁来监督、制衡高高在上的区长呢？显然，疲软的制度在强人政治面前黯然失色。

　　从宿青平的“蜕变”，我们更看到了个人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危险的支配力。宿青平主政尧都伊始，当地百姓或许弹冠相庆感叹碰到一个好官，但对“好官”的美好期待那样不堪一击，宿青平的政绩已经不是在老百姓的口碑里，而是在那些高大但并不庄严的建筑物里。为官一任，能否为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制度保障，从这个角度来说宿青平毫无建树。

　　一句话，透过临汾“造门”，对人的责难应该退到对制度的拷问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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