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坚守的意义

　　□曾德雄

　　最近一段时间，孙英杰、于海江和五大连池法院的故事充斥着各大媒体，其中的荒唐受到了人们尽情的戏谑笑骂，背后的猫腻也被深谙“中国智慧”的人们一眼看出。然而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此，没有听说谁要负什么法律责任，更有法学教授站出来说这是“私权争议”，在法律上都没有责任。(《南方周末》2005年12月22日)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不为达到某种道德目的，只为保证他人的权利和尊严不受到侵犯，我觉得在当今中国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是，我又常常感到疑虑：对于一个没有任何价值持守、一切以生存功利原则为上的社会，那些哪怕是强制性的约束手段，又有多大的效果？

　　最近有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叫“学术经济学”，意思是很多人从事学术活动，就像在经商一样，通过制造学术品牌来获取经济和社会利益，其中的问题当然就是价值缺失，因为坚守任何一种价值，必定意味着要相应地放弃许多选择机会，使最终的收益大打折扣。这种“经济学”之所以在学术领域特别突出，倒并不是因为学术界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其他社会各界更严重，而是因为学术活动与价值持守密切相关：任何学术活动，甚至包括自然科学，最终都会体现为某种价值的阐释和宣扬。

　　由于学术与价值密切相关，所以人们对学术界的价值缺失有所体认，可是在学术圈以外，任何“经济学”的谋略，似乎都是合法的、正当的。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洗礼，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价值缺失早已见怪不怪了，人们也都习以为常。为了“经济学”的目的，一切都在可选择的范围，没有任何顾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人们也早已习惯于将一切看作“经济学”的谋略，对之加以“经济学”的解读。

　　孔子说：“有所为，有所不为。”可是在价值缺失的情况下，则无所不为，也无所不可为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如层出不穷的腐败、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令人触目惊心的环境破坏等等，从制度层面上说，固然是因为监管不力、法律执行不到位，可是从更深一层看，则与整个社会的价值缺失有直接关系。

　　腐败等等行为直接侵犯了他人的权利，而有些同样是因为价值缺失的行为，似乎对他人的权利没有构成直接的伤害，如一些精心布置的“局”，尽管荒唐，却合法，因为找不出谁是受害者。我们只能说，在这些行为中，受到直接伤害的是当事者的人格尊严，这些“局”正是在人们主动放弃人格尊严的前提下形成的。只要有任何一个人在这方面有点坚守，这样的“局”都很难成功。

　　提到人格尊严，可能立即引起一些人的讪笑。的确，人格尊严不仅无助于“经济学”的目的，反而在很多时候对实现这个目的产生极大的妨碍。如果真的是这样，只能说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品质已经沉沦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从纯粹功利的角度，精神品质对于“经济学”又有什么帮助？托克维尔曾经说过，民主制度一般在那些较好地保留了贵族传统的社会更容易成功。贵族传统的一个重要精神内容就是坚定的价值持守，尽管这些价值各有不同，有些相互冲突，有的甚至不合时宜，但在对价值的持守方面，则都一体同之。

　　为什么要坚守价值？因为其与个人的人格尊严相关。如果我们将民主制度作为共同的社会诉求，那么我们可以说，在一个精神沉沦的社会中，任何制度都不会落到实处，而会流于“经济学”的谋略工具。

　　或许正是有见于此，前些时候很是掀起了一阵读经的热潮，最近据说又有很多富豪老总自费到北京读国学。经学或国学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价值、这些价值与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以及置身其中的中国人的文化品格之形成有什么关联，这些不属本文要探讨的范围。至少，从读经的呼吁和自费学国学的热情中，我们看到了人们对价值缺失的关注以及补救的努力。不过我以为，要确立价值，还是应当反躬自求，从我们的内在生命，从生命的权利和尊严入手，认识到生命权利和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这生命权利和尊严才重要、才高贵。

　　事实上，晚清思想家马建忠早就有言：“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之所以有人不自爱，如此轻易地放弃人格尊严，那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过“自立之权”！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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