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的前提是要明确内需结构

　　扩大国内需求不是一个新课题。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直有人主张把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到由国内消费拉动上来。而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居民储蓄已超过14万亿元，按我国13亿人口来计算，目前我国人均存款已达到1.07万元。

　　在人均储蓄过万元的情况下，消费为何还连年走低，国内需求为何启动不起来？对

此人们进行了大量探讨。

　　对于内需问题人们有各种认识

　　有人认为，内需持续不足体现了我国居民对未来发展预期的不确定心理。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

　　对于解决内需不足问题，人们也有很多真知灼见，如，有人认为，“教育、家电、住房、汽车和旅游消费仍将是中国内需扩大的主要来源。特别是教育，是我国老百姓潜在消费支出的‘大漏洞’。抓教育消费，一抓就灵。

　　对

　　也有人认为，“消费信贷既不能拉动长期消费需求，也不能拉动短期国内需求；因此。

　　消费信贷不应成为刺激消费的首选之策，而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才是扩大国内需求的根本举措。“

　　对我国目前的内需不足问题需要进行大框架分析

　　我们认为，上述分析都从不同的侧面剖析了我国国内需求不足的原因，能够对问题的现状做出一定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基本立足于市场内部的供给和需求框架内，缺乏对于内需不足问题的大框架分析。所谓大框架就是，在我国现阶段，面对扩大国内需求的瓶颈，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样几个问题：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消费结构整体升级并呈多样性变化，我国国内需求内涵包括哪些？随着市场深化和政府职能转变，提供这些需求的主体又有哪些？这些服务主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角色来提供这些需求？另外，中国社会主体多元化格局基本形成，扩大国内需求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内涵，这就是，不同社会阶层有不同的需求。

　　不搞清这些问题，就不能真正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内需毕竟不是凭主观意愿可以随意调控的，而必须是实实在在、具体翔实的国内需求。尤其不能把扩大内需简单地理解为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这方面我们得到的教训不算少，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目共睹。

　　社会消费需求的扩大是由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所决定的。当然对此不能一概而论，消费能力本身又有其内部构成，包括基本消费能力和超值消费能力。基本消费能力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水平下，社会成员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必须具有的消费能力，如现阶段我国居民的基本消费能力应当包括基本衣食住行的消费，同时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就业、公共福利等。基本消费能力因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基本消费能力，可通过市场实现，在市场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可以由政府，或者政府通过特定政策、法规或契约促进企业或社会组织来实现。超值消费能力高于最基本的社会消费需求能力，满足这类需求通常是通过市场，从关系上来说，最基本消费能力是消费能力的基础，人们只有具备最基本消费能力，才可能发展其他消费能力。依据欧文·E·休斯（OwenE.Hughes）的观点，政府能够通过公共财政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非市场性物品和服务——道路、国防、教育、卫生和一些社会福利。政府的这类供给或者通过直接提供，或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

　　现阶段扩大内需不可能简单地通过市场自身解决

　　根据上述理论，我们会发现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由市场决定的部分超值消费服务、物品和资源供给过剩，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这是我国目前内需不足问题的实质。

　　从深层次来说，我国现阶段扩大内需问题，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可以简单地通过市场自身解决的。它的现状实际上是由市场决定的部分超值消费服务、物品和资源供给过剩，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扩大内需政策要对国内需求结构做进一步深入分析，把基本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和超值服务需求区分开来；要明确不同服务的需求主体及其规模，亟需基本社会公共服务的群体大都分布在乡村和中西部，人口规模巨大；要明确不同服务的供给主体及其责任，应该提供基本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从经济服务转向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造成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在内需长期不足，经济发展受严重制约的情况下，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大内需的根本性政策选择。当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财政能力不能与发达国家简单比较，但是建立一个低水平、高覆盖面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在我国现阶段还是可以实现的，关键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选择和改革路径。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遇到消费增长硬制约的情况下，政府转变职能已经不是可行与不可行的问题，而是如何尽快转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