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叫卖判决书责任何在

　　文/乔新生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辽宁沈阳的一些民工由于拿到判决书之后无法兑现，于是公开叫卖法院的判决书，将653 万元的执行款以550万元贱卖。针对这种现象，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判决书得不到执行，如 果不允许当事人通过转让债权的方式实现债权，没有道理可言。但也有学者认为，判决书不能买卖，即使购买了判决书，

要想 申请执行，会遭遇法律难题。因为法律所规定的申请执行权或者请求执行权是不能转让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负责人认为不 反对、也不提倡当事人买卖判决书，但是准备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加以调整和规范。

　　在中国并非没有严刑峻法，也不是没有强制执行的手段和程序。法院的司法判决之所以得不到强制执行，就是因为一 些司法机关存在着不作为现象。有些法院重视审判工作，但轻视执行工作，法院执行庭的工作人员缺乏起码的法律素养，有些 领导干部的司机和亲属被安排在执行机构。虽然这几年要求司法机关强化执行的呼声一直不断，但是，在司法机关内部，许多 负责人认为，执行工作并不是司法机关的主要工作。甚至有人提出要将执行机关从法院独立出去，成立专门的执行局，只有这 样，法官才能心无旁骛，埋头从事审判工作。

　　这种观念和用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决定了中国的司法判决不够有力。诉讼当事人为了尽快实现债权，不得不沿街叫 卖司法文书，这是在以极端的方式嘲讽司法机关。

　　司法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以国家信誉为担保的法律行为。司法机关作出判决就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在必要的时候必须 动用国家的强制力确保判决被执行。如果司法判决不能得到及时执行，那么司法的价值就不复存在了。有学者认为，根据分权 原则，应当将司法判决的执行权从法院独立出来，建立专门的执行机构。从长远来看这未尝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 根据现行法，各级法院享有强制执行的权力。如果司法机关害怕麻烦，或者出于各种利益考虑，不愿意保护上诉人的权利，那 么法院就已经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

　　从程序上来看，购买判决书的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必然会遭遇到诉讼法上的各种障碍，必然会增加执行 的成本。但是，如果判决书载明的债权人不通过公开叫卖的方式转让债权，那么判决书可能只是一纸空文。当购买判决书的债 权人无法通过现有的诉讼渠道实现债权时，他很可能会借助于各种黑势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司法不力。成为导致黑社会组织 产生的因素之一。

　　一方面，一些司法机关迫于各种压力，有选择地审判民事和行政案件；另一方面，面对已经生效的法律判决，一些司 法机关以不作为的方式迟迟不予强制执行。这样的司法活动当然不能令老百姓满意。农民工当街叫卖判决书，是对司法机关信 誉的挑战，同时也以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心中的郁闷。如果学术界没有透过这个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或者没有看到中国司法 界所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那么，就很难对农民工的这些行为作出合理的判断。

　　在笔者看来，法律并不排斥当事人自行转让债权，无论这种债权是出自双方的自由约定还是人民法院的司法判决。如 果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限制农民工的行为，那么有可能会被黑社会组织找到空隙，农民兄弟也会借助黑势力采取过激行 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凡是法律阳光普照的地方，公民的权利就有保障；凡是司法机关无所作为，恶势力就会滋长。 农民工沿街叫卖判决书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司法机关千万不能为难这些农民兄弟，而应该积极采取措施，确保法院的判决得到 有效执行。当然，从长远来看，国家应当设立权力义务明确的强制执行机关，确保公民的权利不被“贱卖”。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2月上半月刊)

　　相关专题：法律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