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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将实行全员聘用制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24日03:53 新京报

   1月28日,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冷溶对外宣布,今年该院将实行全员聘用制,做好研究员分级及科研津贴调整,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这是继津贴制度改革之后,社科院面临的最大规模改革。”社科院研究人员张平(化名)说。

  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

  两个月后,中国社科院推出一项关于科研津贴制度的改革,旨在“引进激励机制”拉开专业人员的津贴差距。

  而按冷溶公布的设想,今年实行全员聘用制是社科院进一步完善用人制度,年内将总结聘用制试点单位的经验,修订完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员聘用制试行办法》,研究制定符合社科院特点的相关配套政策,尽快将试点经验推开。

  但张平及他的部分同事认为,“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而非源自社科院内部的自发改革。”

  争议中的综合改革

  按改革设计者的方案,今年全员聘用制推行后,将制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分级方案》,结合工资制度改革对科研津贴进行必要的调整

  “社科院很养人,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机制必须要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劳凯声教授说。

  身处中国社科院已近10年的张平也坦陈,作为全国专门性的社科研究机构,该院的某些学术成果反而不如一些知名大学。

  一个背景是,自成立以来,中国社科院专业人员的收入主要由基本工资、津贴和课题经费构成。

  其中基本工资和津贴和职称、工龄及职务挂钩,而课题经费的数额则取决于研究人员申请课题的重要性和数量。由此形成的格局是,不同职称者的津贴差距并不大。

  2004年3月推行的津贴制度改革方案是,将津贴标准由原来的4档细分为11档,其中最高档的津贴为3.6万元/每年,最低档则为0.36万元/每年,两者相差10倍;硬性规定15%以上的专业人员,将因年度考核不称职或实行聘用制后被解聘而不享受此项津贴。

  由于争议较大,半个月后,社科院下发了一份“补充意见”:三年一评改为两年,提高助理研究员和实习研究员的津贴数额,15%的硬性指标改为10%.

  津贴改革出现的种种反对声音,被该院内部人员视为争议下一步改革的“路演”。

  “正时由于内部争议较大,这次学部委员的推选,从程序上就更不如上次透明了。”张平说。

  但这并非阻止社科院改革的步伐。据中国社科院2006年工作计划,在组建学部的同时,该院将建立国情调研机制,实行研究员分级制度,对外学术交流的层次、规模和效益显著提高。

  具体目标是,未来五年力争每年吸引30名左右学科带头人及学科骨干,并特别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国际学科方面以及若干“绝学”吸引急需人才创造条件。同时,推出100项左右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和科学价值的重大科研成果;建设100个左右国内一流、并具有国际影响的重点学科;争取10个左右的研究所成为国际知名的研究所。

  按改革设计者的方案,今年全员聘用制推行后,将制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分级方案》,结合工资制度改革对科研津贴进行必要的调整。

  需要怎样的社科院?

  “社科院系统在现有框架下的所进行的改革,应打破官本位和平均主义意识,参考西方先进经验完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就在中共中央的《意见》推出之后,社科系统的改革从中国社科院扩大到各省一级社科院。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系统是照抄前苏联模式的产物,即中央、省两级社科院主要依附于相对应的政府提供的科研项目。

  今年2月22日,题为《国外社会科学发展政策及管理研究的进展》的论文出现在中国社科院网站头条。这篇由黄长著、黄育馥共同署名的论文认为,“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科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市场为导向。不仅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在拉丁美洲各国和最近10多年来的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也是如此。”

  “社科院系统在现有框架下的所进行的改革,应打破官本位和平均主义意识,参考西方先进经验完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张平说。

  据其举例,法、德两国存在一些由政府拨款支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但规模远比中国社科院小得多。

  美国并没有类似于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专门研究机构,而是分散于该国各个研究型大学之中。校方与研究员的合作多以短期为主的项目制方式实施。由于各大学之间存在激烈竞争,故学术环境及成果相对趋于理想。

  “这场改革其实并不止于中国社科院,它的举动是在中国大规模进行

事业单位改革的背景下发生的。”国家行政学院一位教授说,在中国,目前与中国社科院性质相似的事业单位有130万个,均已无不可回避地面临着转型与重生。

  2004年3月下旬,就在中国社科院改革推出首轮改革之时,中国政府正探讨对规模庞大的事业单位进行改革,此举涉及2900万名依赖于政府支付工资的公共服务领域人员。时任发改委副主任李盛霖公开表示,“这是继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之后,中国面临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本报记者 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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