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国内诉讼期待胜诉

　　过程重要 结果也很重要

　　几十年来，花冈惨案的幸存者们、命运悲惨的慰安妇们、南京大屠杀和日本371部队的受害者们承受着身体和心灵的痛楚。

　　在他们的生命行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让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应有的权

利；但对日索赔，十余年未果；

　　他们已经等了60年，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从北京到东京，再从东京到北京，这样的一个转变，将带给他们什么呢？能期待胜利吗？能不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吗？

　　□本报记者 朱雨晨

　　2006年2月22日，一位老人在一份授权委托书上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地写下了三个字——张瑞和，用时不到一分钟。但是这一分钟却极有可能被写入历史，因为它意味着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有望首次在国内诉讼。

　　多起诉讼将在国内提起

　　与当年引起轰动的“花冈诉讼”案中的受害者一样，张瑞和在二战时也曾被日军抓到万田煤矿做劳工。他这天签授的委托书，是委托刘安元律师作为他在中国国内起诉日本政府及有关企业的诉讼代理人。刘安元律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法律顾问，曾因代理该会百年首场官司而声名鹊起。

　　为张瑞和老人与刘安元律师搭起这座鹊桥的是一家联合会，该会刚成立不久，冠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其宗旨就是联合海内外华侨华人，为国内在二战时被奴役的中国劳工、被迫害的“慰安妇”以及被二战时日本使用的细菌战、毒气弹所害的中国公民等，进行协调、联络，帮助他们寻找律师，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令人瞩目的是，主持该会的会长竟是名声显赫、被誉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童增先生。

　　3月1日，童增会长向本报记者证实，张瑞和老人是第一个签订授权委托书的，该会同时已经接受了田春生、段家成等多位老人的委托，正在为他们找寻合适的律师人选。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称得上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十多年前，童增，一名有心的年轻人无意中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以 “花冈诉讼”为开端，20多起诉讼在日本一一提起。结果却如世人所看到的，一路走来荆棘密布，到如今没有一起真正意义的胜诉。

　　而持久战正是日本政府所需要的，因为“它知道中国原告随着自然规律，人数会越来越少。”童增指出，这一点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却不得不面对。

　　如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发起人童增也一直在思考，2004年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要将“ 战场”转移到国内，在国内提起诉讼。这个设想着实让人们感到振奋，然而也秉持着怀疑，这能行得通吗？

　　理 由

　　结果也很重要

　　一直以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每一案都牵动着成千上万人的心，但是，结果并没有因为人们的瞩目而改变，飘洋过海传回来的消息，总是某某法院宣布：某某案败诉。

　　2004年12月15日下午3点，东京高等法院宣布：“山西慰安妇诉讼”二审败诉。

　　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第N次败诉，履诉屡败的结果让童增不得不反思。在铁证面前，日本法庭不得不承认二战中屠杀中国平民、使用细菌战、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日本右翼分子的谎言不攻自破。此外，日本政府还被迫承认了慰安妇的存在，承认南京大屠杀确实发生。

　　但是，日本政府在侵华历史上还秉持着不道歉、不赔偿的强硬态度。童增认为，在日本提起诉讼来索赔，现在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大，接着打下去恐怕会走进死胡同。深思熟虑后，童增等人提出，把官司搬到国内来打。

　　“结果也很重要。”童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说，从结果来看，历年来的20多起诉讼，没有一起获得真正意义的胜利，这个结果在国际上造成了负面影响。别人并不了解我们的诉求原因，也不了解诉讼过程，他们看到的只是结果，那就是我们告日本政府败诉了，这就代表我们没有理由，甚至在无理取闹。这种影响是恶劣的。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过程很重要，如今看来，结果同样重要，对维护整个世界和平也很重要，这也是要将官司搬到国内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国内打，并不代表我们要宣传仇恨。”刘安元律师说，我们追求的是正义，我们主张的是公平。官司搬到国内打，也是为了让青年人能正确认识历史，正确对待历史。

　　根 据

　　理论上已没问题

　　国际官司，尤其是此类对日索赔的官司搬到国内打，还是个全新的课题。人们表示支持的同时，也发出疑问，行得通吗？

　　“就司法管辖权而言，当年日本犯下战争罪行的地点就在中国，更何况，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遗弃的毒气弹仍在危害中国人的生命。中国法院对相关案件有属地裁定的权利。”童增认为，经过十年中国对日索赔诉讼，把索赔官司搬回国内打，从理论上讲，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他还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历经十年，对日提起诉讼20多起，虽原则上无一起胜诉，但却为在中国告日本积累了经验。

　　而根据国际法原则，二战期间的战争受害者，个人追讨战争侵害赔偿不受时效的限制。德国在二战四五十年后都一直在向犹太人提供赔偿。因此，中国的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并非像一些日本右翼人士所说已错过诉讼时效。另外，日本也有法律规定，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的权利才能起诉，如果不知道权利，诉讼时效就应该中止计算。

　　“况且，国内诉讼已然破冰。”童增说，2004年11月23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学者松村俊夫等侵害名誉权案，在南京玄武区法院开庭，被告虽无一人出席，但是却昭示着国内诉讼已然破冰。这个先例，对于这次“移师”计划是有益的。也有利于把战争遗留问题纳入我国的司法框架内加以解决。

　　优 势

　　国内诉讼胜算多

　　把官司拿到国内来打，会有什么优势呢？

　　童增说，起码可以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受害者可以依据中国的法律起诉日本政府和企业，案子审理过程适用中国的法律；第二，减少诉讼成本，在日本打官司，费用较高，有的官司因费用问题而搁浅；第三，受害者与法官、律师的语言沟通不用翻译，减少语言交流上的误差；第四，受害者更能得到国内社会的支持和同情，依靠国内舆论的支持，能够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

　　谈到胜算问题，童增坦言：“在公正公平的原则上，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胜算的几率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和右翼势力的影响下，日本政府对二战时期所犯战争罪行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使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官司在日本法庭上很难获得公正判决。”

　　他解释说，中国目前的民间对日诉讼都是在日本开庭，中方原告在地点、法律体系上都没有优势。还有，要求索赔的主要是老百姓，从他们出家门，到日本出庭，再行回家，一个人的总费用约合5万元人民币，他们没有太多的钱来负担在日诉讼所需的巨额费用，这阻挡了大量受害者赴日诉讼的脚步。

　　“中国是二战受害国，对战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有切肤之痛。再加上我国政府在国际上一贯重承诺、守信誉、负责任，在维护和平和反对战争上担负着一个国家应尽的责任，这都会让中国法庭在对待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问题上采取公正的态度。”童增对此很有信心。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一路走来步履维艰，但是我们愿意相信也期待着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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