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大海的文明回应

　　面向大海的文明回应

　　□林 怡

　　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是从建立在航海、商业、殖民基础上的海上文明中孕育催生出来的。

　　顾准先生说：“海上文明者，从土生土长的地方漂洋过海移民到新地方去之谓也。——反之，非海上文明的文明，则是部族胞族形成集团，出现部族王，各部族王之间相互征伐兼并，逐步扩大成为大王国和大帝国。”

　　海上文明组成的城邦政制，“一开始几乎无例外的是贵族政制，亦即元老院掌权，地位平等的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参与政事。部族王经过征战形成的王国，一般是专制主义政制——不仅中国、古波斯、埃及、巴比伦、印度，直到古代史上所发现的任何这样的国家——全部如此。部族王国历史愈久，王愈衰弱，王权的尊严愈往上提，专制主义色彩愈浓厚，如此而已。”

　　被迫的回应

　　晚清中国社会，在绵延了2000多年的专制主义政制的荫庇下，在西方列强兵临城下的炮火淫威中，不得不被迫开始对前来挑战的海上文明作出回应。

　　1866年，经左宗棠等晚清重臣的竭力倡导和说服，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接任筹建福建船政局。为船政之需，沈葆桢于1866年在福州城内于山白塔寺(即定光寺)开设“求是堂艺局”，这就是马尾船政学堂的前身。1867年该学堂迁往福州马尾港，马尾从此成为福建船政局的基地和中国近代海军事业的摇篮。

　　马尾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主要学习如何制造船舰，后学堂主要学习如何驾驶船舰。无论是福建船政局还是其所辖属的马尾船政学堂，其设立的目的都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政府和官员士绅们，希望在“技”的层面上回应海上文明。号称当时远东第一大造船厂的马尾船政局，直接担负起试图使中国社会能够拥有自己的坚船快舰猛炮的重任。

　　晚清中国以造船练兵为主要手段的“洋务运动”，在“政”、“教”层面的回应几乎没有展开。原因是清廷担心因“政”的回应而导致王权瓦解，所以不愿意在“政制”层面上有所变革以回应海上文明的威胁。士绅们骨子里固守中国本土文化的优越感，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沁入骨髓，所以在文化价值理念等“教”的层面上也难于回应海上文明的挑战。

　　然而，仅仅局限在追求“富强”的“技”的层面，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当时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主张变法的王韬说：“福州前时所制轮舶，悉西国古法耳，不值识者之一噱。他处所造机捩，转动之妙，不能不赖乎西人之指授。……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诚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局厂之炉锤，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

　　王韬认识到，马尾船政局等在“技”的层面上回应海上文明本身就有局限，因为所有的“技”都由“西人指授”，用今天的话说，洋教习们掌握着核心技术，中国人学来的永远是人家二流或三流的已被淘汰的“技”，这样中国只能跟在海上文明的身后亦步亦趋，永无出头时。中国的“急务”是要致力于培养出有自主创新变革能力的人才。

　　而如何改变唯“技”是求的局限性？王韬和冯桂芬一样认为“技”的回应只是“末”，关键应该在“内本”——“政”和“教”上有所作为。但王韬所理解的“政”与“教”依然是持守中国本土的。他在《洋务》中说：“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国之政治，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固已纲举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无论冯桂芬还是王韬，此时都还不能深入思考为什么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教”状况与孔子以来所主张崇尚的“政”“教”理想之间悬如冰火两重天？直到从马尾船政学堂走出了第一届的毕业生严复，中国近代士人才开始从“政”与“教”的层面回应西方海上文明的努力。

　　精英同学会

　　尽管福建船政局和马尾船政学堂只是清廷被迫在“技”的层面回应海上文明的产物，但它客观上培养造就了一批试图在“技”“政”“教”多领域全方位回应海上文明、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开出新路径和新境界的民族精英。严复、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陈寿彭、王寿昌、詹天佑、马建忠等，不仅是中国近代海军事业发展的先驱，更是试图在多领域卓有建树的风流人物。

　　1874年，日本出兵侵占台湾。马尾船政第一届毕业生严复、林泰曾、刘步蟾等，随沈葆桢入台保台，他们到台东沿海探测港口、地形、气象、海况和日本的海陆军情报，为清廷驱逐日军保台成功作出了贡献。

　　严复等人留欧归来后，多成为李鸿章兴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和北洋舰队的中坚人物。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主持教务和校务长达20年，为中国海军培养了大批将士。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全面溃败，严复痛定思痛，认为“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

　　随后，严复在1895年2月至5月间持续发表了4篇政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深刻针砭了中国社会在长期的专制政体下的种种弊端，指出中西方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待“自由”的不同，鼓吹中国社会的变革应该树立“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政治理念。同时，严复对阻碍思想创新的科举制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提倡“黜伪而崇真”、实事求是的精神，并试图用“自由”和“人道”的理念教化中国大众，以期开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中国社会新境界。

　　严复试图在“政”“教”的层面上回应海上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随后的戊戌政变，或是梁启超、孙中山、胡适、毛泽东等，尽管他们选择变革中国社会的具体路径与严复所理解和追求的未必相同，但是，他们都从严复的思想启蒙中得益。毛泽东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对中国社会如何在列强纷争的复杂国际局势中求变革，严复有清醒的认识。他希望中国社会稳健地回应海上文明。面对咄咄逼人的海上列强，严复主张中国自身应建立强权政府，以避免被海上列强蹂躏瓜分的厄运。他说：“盖国唯能战而后可期不战，而享和平之福。……吾国亦得聚精会神，以为发达实业，考求学问之事，不至示弱召侮……则是欲求公道，必建强权。”

　　但是，建立强权政府或强权政制并非严复所追求的社会终极理想，他的社会终极理想是使中国社会甚至整个国际社会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趋于真正的平等自由和平友爱的“人道”境界。因此，他对延续了4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恶痛绝。他对欧战批评说：“宁知人道尊，不在强与富。恭惟天生人，岂曰资战斗？！何期科学精，转把斯民蹂。君看四年战，兹事那可又。”

　　他对高科技支配下的欧战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对中国国内受他翻译《天演论》的影响而兴起的激进革命派和“循极旧之法，以保自身之私利”的复辟派都进行了沉痛的批判。他说：“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锋气者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严复翻译《群学肄言》的目的，就是想用稳健变革的主张扭转因受《天演论》影响而导致的极端的革命行为所带来的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

　　然而，时至今日，距离严复1903年翻译出版《群学肄言》100多年了，中国社会才开始认识到稳健变革、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群学肄言》对今日中国改革仍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惜乎学界至今尚未对严复所翻译的《群学肄言》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严复中晚年除了潜心系统地翻译支撑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学术理论经典名著外，还和朋友创办《国闻报》，并出任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和上海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这些都是他为中国社会在“政”“教”的层面回应西方海上文明所作的艰苦努力。

　　与严复同为马尾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的陈季同，是晚清中国外交界声名和影响力仅次于曾纪泽的外交官。陈季同谙熟国际法，他在欧洲处理外交事务期间，不但首以法语著作在法国报刊上宣传介绍中国社会，让罗曼罗兰等法国人士深为服膺；更努力通过国际法等国际社会通行的游戏规则处理中外事务，在国是日艰的形势下，试图通过国际“公法”争取和维护中国利益。

　　1897年，他和梁启超、汪康年、经元善等倾向变法维新的人士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学会书塾，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校。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侵并封锁了华北要津。陈季同和在上海的士绅同经道共同发起成立了“救济会”，即今日所说的“红十字会”，依国际红十字会的通例，将募捐的救济物品顺利地送往华北救济难民。

　　陈季同的弟弟陈寿彭是马尾船政第三届的学生，毕业后曾游学日本、欧洲，回国后成为两江总督周馥的幕僚，入宁波办“储才学堂”，和陈季同一起勘测疏导永定河，翻译了《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并在上海和妻子薛绍徽共同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外国列女传》等。

　　与陈寿彭同为马尾船政学堂第三届学生的王寿昌，则直接促成了好友林纾对《茶花女》的翻译。林纾不懂外语，是精通法语、日语的王寿昌亲自为林纾担任《茶花女》口译的。正如陈季同造就了创作《孽海花》并对法国文学深有了解的曾朴、陈寿彭造就了我国第一位女翻译家薛绍徽一样，王寿昌催生了作为翻译家的林纾和林译小说。

　　而无论是曾朴、薛绍徽、还是林纾，他们的文学成就为开启中国社会的新民智、重塑国人的情感、信念、文化价值，都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船政学堂的精神遗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功作为。马尾船政学堂和它所造就的民族精英，都飘零在历史的风雨中。然而，他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可为国人汲取。

　　其一，勇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精神。马尾船政学堂走出的一代精英绝大多数都有敢于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开拓精神。今日，培养有开拓进取精神的一代新人依然是中华民族变革图强的关键所在。

　　其二，稳健变革的精神。以严复、陈季同等为代表的船政精英都主张中国社会必须在“技”“政”“教”多领域全方位地积极变革，然而他们又同时主张变革必须是稳健的，而不是冒进或守旧的。他们致力于中国社会以开放的姿态融入近现代国际社会，试图在近现代国际通行公约即国际法或中国社会本身确立符合现代文明进程的“法”的框架下，有序地变革社会。他们对中国社会应走渐进式的法治理性变革之路的认识，近100年来多被以革命为主流的国人所误解。所幸，今日国人已经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其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应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层面同时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这是对严复为代表的一代精英在“技”“政”“教”领域全方位回应海上文明的继承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技”和“政”的层面取得或正在取得喜人的变化和成绩，但在“教”的领域(即精神文明建设或文化价值信念的重塑)对海上文明回应的相对滞后，已经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如何准确地在“教”的层面作出回应，睿智如严复对此也时感困窘。今天，中国共产党倡导“依法治国”，在宪法中确立了国家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并启动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人权对话；这一系列“政”的层面上的变革如何化为“教”的层面上的回应，使国人在日常生活的精神深处能够跟上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潮流，这是当代中国急需应对的课题。 (作者为福建省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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