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作家木心独家专访：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

　　陈丹青尊其为“吾师”, 陈村阅其文“如遭雷击”??木心，这位被遗忘了几十年的“文学鲁滨逊”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身在大洋彼岸的木心说：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那些关于我的传言，我一两年内回国后会一一证实。

　　文/ 曾进

　　北京的三联书店在新年挂出大字招牌，上面赫然写着“2006 年是木心年”。

　　自木心的新书《哥伦比亚的倒影》年初出版以来，文艺圈开始匆忙阅读着这位被遗忘了几十年的“文学鲁滨逊”的散文集。陈丹青尊称其为“吾师”,陈村阅其文“如遭雷击”；何立伟感慨这是汉语的一个“标高”。

　　坊间关于木心的传闻同样沸沸扬扬，什么和茅盾带点远亲；曾为中南海修理过红木家具；他的绘画作品被纽约大都会悉数收藏。陈丹青称自己曾和阿城一起去木心那里蹭课听，结果阿城又在《南方周末》发表声明，称自己并未如此。

　　对于国内的读者来说，木心还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现实里的木心，一个人住在纽约，自己买了房子，他住楼上，楼下是他的一对学生夫妇。除早饭自己做做外，平时他和学生们一起吃。他说自己什么都爱吃，偏爱地中海风味——白肉和蔬菜，再放点橄榄油。拜访过他寓所的上海季风书园老板严博非说，木心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平平常常的一个钟、一个碗、一个勺子，放到客厅，都特别漂亮。

　　散步、会友、写作, 这就是木心平日的生活，而他的写作几乎是疯狂的，每天几乎要写1 万字，“只是到最近，人老了，只能写5000 字了”。

　　三月初，他接受了《外滩画报》专访。当记者问及有关他的种种传闻时，他道：“有人说我是什么什么的，其实哪里是啊。我也不是什么国学大师。我回国后会一一证实的。”木心对记者透露，过不了一两年他就准备回国了。

　　B= 外滩画报

　　M= 木心

　　上海是“遗老不够老，遗少不够遗”

　　B：你19 岁到上海，56 岁去纽约，对上海有什么印象？

　　M：我很喜欢上海。就像去法国一定要去巴黎，去美国一定要到纽约一样，到中国就应该去上海。中国的文艺家都到了这里，鲁迅、茅盾都在这里开创了自己的艺术天地。美国有首歌叫《纽约》，歌里说，你在纽约出头了，就能在别的地方出头；在中国，这地方就是上海。上海是一个很灵活、眼界很宽的城市，我喜欢。

　　B：去年你回国时也到过上海，感觉和你离开时的上海有什么区别？

　　M：我以前一直住在外滩前面一点的上海大厦旁边，后来在汾阳路的工艺美术协会工作。去年回来也就匆匆地看了一下，又去其他地方了。

　　如今的上海，我几乎不认识了。有很多地方改进了，跟乌镇不一样，后者是保留了古代的传统风貌。但现在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说，都很陌生了。

　　B：《哥伦比亚的倒影》里《上海赋》的写作机缘是什么？

　　M：我写《上海赋》也是因为当时大家都在怀旧，上海人在怀旧，港台人也在怀旧，还拍摄了很多关于上海的电影。我很奇怪，后来想想，我在上海也住了这么多年，我也知道上海啊，那就比一比，看谁写得好。我写到第六章的时候，就停下来了。现在缺三章，旧上海的黑社会和当代上海的全球化之梦，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还有论海派。可能过一段时间，还要继续写下去。

　　B ：《上海赋》似乎讲述的是旧时代的上海，而不是你居住时的上海。

　　M ：《上海赋》不是讲述我居住的年代，很多都是查资料的。我的记性也不坏，花了两周功夫就写出来了。我觉得写这种虚实夹杂的文章比写真实的还要好，写出来比真的还要真，因为可以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嘛。

　　B：你在《上海赋》的“后记”里说“上海所缺的是一无文化渊源，二无上流社会”，能否解释一下？

　　M：上海缺少上流社会，是和欧洲文化相比。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就有沙龙文化，比如在一个上流家庭里，肖邦在弹钢琴，旁边有奥尼尔在朗诵诗歌，而中国没有。清朝几个名门之后跑到上海来，只是为了保命，来不及享受。上海这地方是“遗老不够老，遗少不够遗”，祖宗留下的东西太少了。上海看起来很洋，还是小市民。洋的不够洋，土的还想洋。

　　B：张爱玲写过上海，王安忆也写过上海，你怎么评价她们笔下的上海？

　　M：张爱玲写的也是一个侧面。上海是一个奇特的大都市，有人拿它做背景，有人作素材，不好比，这样比较也不切合实际。

　　美国文学史上有我的一个位置

　　B：为什么要出国？1982 年，你出国时也55 岁了。

　　M：我出国时已经56 岁了，却无丝毫犹豫，我是出来周游世界的。我当时是自费留学，学画画。出国是我从小的志向，到世界各国去看看。我从小就看各国名画的印刷品，出来后，整个世界都看到了。在国外住的人，到底是两样的。我们这代人，和第一代出国读书的人不一样。他们只是到外国历练或者看一看，而我们是来奋斗的，慢慢地留下来，而且也成功了。

　　现在我的绘画作品已被美国哈佛博物馆和耶鲁博物馆收藏30 多幅了，去年我结束了自己的巡回展出。在美国，我在艺术上有自己的地位。

　　文学方面，台湾很多出版社都出版过我的书；在英文世界这边，一些美国课文、文学杂志，还有著名的文学网站都有我的作品，美国文学史上有我的一个位置。

　　B：去纽约是否是你一生的转折点？

　　M：对。出国是我一生最大的转折点，如果我不来纽约，很可能会就此默默无闻地过完寻常的一生。在美国，特别是这次我的巡回展，有很多人对我的作品表现出近乎狂热的喜欢。我走的不是单向的路线，而是多向的路，文学和艺术同时走。

　　什么学生不学生的，都是朋友

　　B：你在纽约主要有哪些圈子呢？

　　M：我在美国有两个圈子，大圈子和小圈子。小圈子主要是学生，我在家教《世界文学史》这门课程，一堂课4 个小时，中间休息一小会。很多人都拿纸坐在地上。我家客厅大概能坐下20 多个人，他们当中有来美国学习哲学、舞蹈或钢琴的学生，还有一些大学博士和教授，都是各路英雄，奇奇怪怪的人。陈丹青是最认真的好学生，从不缺课，做了很多笔记，坚持了5 年。

　　B：阿城来听过你的课吗？

　　M：阿城没有听过我的课。他住在加州，只是到纽约来看望过我。

　　B：你是怎么认识陈丹青的？

　　M：1982 年，我来到纽约之后，我们慢慢认识的。中国有句古话，四海之内皆兄弟。其实什么学生不学生的，都是朋友，纽约的患难之交。

　　B：1970 年代末至今，许多长期被有意遗忘的“老作家”和“老学者”在中国陆续“出土”，比如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辜鸿铭、陈寅恪等人，而你作为一个写作生涯超过60 年的“老作家”首次出现在内地读者面前，你认为自己和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M：我和他们的不同在于，我从来都是一个人躲起来单干，我是文学的“个体户”。我也不需要去颠覆什么，背叛什么。事实上，长久以来中国文学家与西方的关系是游离的，不稳定的，但是现在我们进去了，而中国老作家没有一个能进入美国文学史的。徐志摩到欧洲留学，他们没有在西方文化环境中长期驻留，看一看就走了。我几十年都在西方，相对而言比较有深度，他们那一辈实际上是走马观花。

　　文章写出来，第一遍是耻辱，第七遍就是光荣了

　　B：有人认为你的文章是胡兰成一路下来的才子文章，你同意吗？

　　M：我跟胡兰成不一样。每个人写文章有自己的特点，而内地总喜欢比较、排座次。拿一个人来压一个人，这有什么好？别人说好说坏，我都不参与。

　　B：目前你在写作什么？

　　M：目前我在写诗，规模比较大，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写到目前。我写诗，别人要叹口气，看到的评论都说不太懂。

　　B：都是手写吗？

　　M：对。我写字很轻快、灵活的。我小时候弹过钢琴，有技巧的，不会太累。我不喜欢用打字机或电脑，我写字很潦草，但觉得这样思维才会灵活。手写，就像手工一样。

　　B：写作有什么心得？

　　M：我工作的时候很用功，我自己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也写字，带个小本子。我是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我有时候写东西、画画，就像疯了一样。我告诉大家一个写作心得，文章

　　是靠改的。我的文章通常要改六七次，看上去像一气呵成，其实花费很多精力。你看，《战争与和平》都要修改9次，巴尔扎克写东西要改上11 次，好文章都是修改出来的，我管这种修改方法叫“冷处理”——写完了，一边放着，修改另一篇。我经常是这边刚拿起来，那边就放进去，几篇文章同时进行。所以我常说，文章写出来，第一遍是耻辱；第七遍就是光荣了。

　　B：能讲讲对你有影响的作家吗？

　　M：我从小就受“五四运动”新文艺的影响，我最喜欢的还是鲁迅的文字，周作人没有创作性，只是闲谈，他的文笔很干净，很朴素。但是我和他们都不同，我比他们跳得更开些，可能是我与西方文学之间联系的缘故，我不再停留在中国了。

　　我少年时也喜欢张爱玲，她十四五岁就开始写东西，在上海是真正的红。报纸、杂志、电影里都是她的作品。我更喜欢她的散文，而不是小说。

　　B：你曾用文言文翻译《诗经》，为什么想重写？

　　M：我从小就喜欢《诗经》，中国古代诗歌里面最好的就是《诗经》。《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脊梁，一直挺着，每个人都要引证，皇帝也得听《诗经》里面的，可惜好多都是未完成的。我前后想了50 多年，想把《诗经》统一写成14 行诗，但一直不敢写，因为都是已经死掉的语言。突然有一天，我写了一首，然后就像疯了一样，连续两个月就写好了，共写了300 首。写完后拿到台湾出版，没有人买，因为没有人能看懂，后来书就被退回来了。这个教训我有了，以后没再抱太多幻想。

　　我极少写自己的童年，是有意如此

　　B：你的童年是在浙江乌镇度过的，能谈一些童年的事吗？

　　M：我极少写自己的童年，是有意如此。现在我人在美国，常到欧洲旅行，喜欢读书和绘画，人要一直往前看，不回头。我想给自己留点私密空间，那些童年往事太私人了。

　　B：听说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做过你的私塾先生？

　　M：你怎么知道的？我以为小辈人已经不知道这个人了。我家在当地是有钱人家，父母会请一些当地名教授和名流到我家里来授课。我和夏承焘先生也并非严格的师徒，我们倒是忘年交，经常通信，谈论学问，他把他的诗给我看，我把我的画给他。

　　B：据说你和茅盾带点远亲，你小时候还把“茅盾书屋”当作自己的

　　M：茅盾在上海的时候，我们见过面。但他不是我的远亲，我们只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而已。他有名气，但待人谦和，所以当时的文学青年都来拜访他，出了书都请他指教。我在他的私人图书馆里看了很多书。

　　B：19 岁时你离家到上海学习美术，是到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吧？

　　M：更正一下，我15 岁就离开家到杭州。直到抗战胜利，我才从杭州到上海，进入上海美专学习美术。从小我就喜欢画画，喜欢文学，而家里希望我读法律或医学。我不愿意学那些，但是整个家族都反对，反对得很厉害。

　　B：与林风眠先生的关系也是在美专建立起来的吧？

　　M：我和林风眠既是师生也是朋友，我们很谈得来，他喜欢我，我在绘画风格上受他的影响。

　　B：坊间传闻你曾为中南海修理过红木家具。

　　M：哪里有啊。我是在“文革”结束后，随姬鹏飞到过人民大会堂整理会场。当时乱成一团，很多博物馆的东西拿到苏州放着。我是做组织工作的，哪里修理过家具。还有地方说我做过工艺店小伙计，都是瞎讲。

　　B：游历了很多国家，最喜欢哪里？

　　M：我最喜欢的还是英国乡下，我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真是好啊。自然风景，晚上有很大的月亮。

　　B：你打算回来吗？

　　M：是啊，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了。乌镇也在盖一个纪念馆，我也打算回去住，毕竟是家乡，也有人照顾。

　　B：舍得自己在纽约买的房子吗？

　　M：我一直四海为家，无所谓。我也在曼哈顿林肯中心旁边住过。以后我会再回纽约看看，就像一个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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