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漂流的十年

　　挣扎漂流的十年

　　□宋子雯(台湾)

　　回望10年前，1996年对台湾来说，记忆最鲜明的无非是3月的台海危机。军演或许没有造成实质伤损，但对于正在民主之途徘徊，认同问题已隐然侵蚀社会基础的台湾，这场危机

标志着另一场长期考验的开始：认同分歧逐渐撕裂台湾社会的政经结构与基本价值；10年里，几番拉扯，社会进步所仰赖的互信荡然不存。

　　民主之后认同分歧

　　事实上，就在台海危机前一年，两岸已进入政治对话的准备。这一巨大起伏，且不论两岸政府事后对成因的推论，不少台湾学者认为，这与台湾社会在两岸交流过程中并未形成共识有很大关连。

　　尽管当时政府委托的对话机制积极运作，但同时台湾正将进入领导人普选、两党政治架构成型，而“台湾向外走出去”，以及各类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平反与重新历史定位，引起不同世代的人面对一个新的课题：我是谁？

　　省籍问题在台湾社会一直是潜伏的不定时炸弹，在1996年之前，戒严时期本土人士感受到的压抑，在90年代的时空条件下获得抒解，但反过来过去被认作

　　特别是在2000年后赴大陆投资的台商急速成长，但台海关系时而紧张，台商中不乏出现“是乔峰还是萧峰”的矛盾情结，特别是外省籍的台商台干。而最近几年，上海磁浮列车等先进基础建设，以及北京

　　但无论省籍，民间借着经济交流投向大陆市场的速度与规模愈渐惊人，这些在华南地区找到事业第二春的台湾人，面临的又是另一种认同课题。随着大陆市场成长与面向国际，台商其实已成了中国商人。他们是第一批西进移民，此时不少人的下一代都已融入大陆社会求学求职。

　　今年初，根据台湾“官方”统计，每年已有超过350万人次到大陆经商求学甚至定居。2000年，《天下》杂志调查就显示，台湾已有1/4的人有意移民，当时中国大陆就名列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之后。根据两岸各种台商咨询机构的观察，这几年来，台商关切的问题已从投资环境，演变成子女教育、家人生活适应。连中台办制作的中国台湾网上，都不乏有台商在询问如何办投资移民。

　　移民大陆，是10年前几乎不可想象的，但竟然就在这几年成为台湾中年白领失业后、中壮辈技术人才规划人生的主要选项。而一直是台湾民间倚重的征信社，都因应这种转变，与大陆同业合作起跨海查外遇的生意。

　　两岸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反向发展，一分一合之间，让认同问题就像一个深不可测的暗流黑洞，在10年里卷走台湾社会的互信基础。全球没有一个地区像台海两边存在着政府敌对，但民间交流频繁而愈渐紧密依赖的矛盾。

　　自由之后的文化断裂

　　正因如此矛盾，当强调本土政权的台湾政治精英握有政权后，进一步全面推动“去中国化”以稳固长期执政基础时，但同时却对于产业集体西进，由制造而研发，上下游陆续出走，甚至继资方之后，白领劳工也接踵而去的趋势束手无策。这些人在大陆的发展，变成对于戒急用忍、积极管理等政策最大的讽刺。

　　而否定中国，并未进一步凝聚台湾的自主性，反而在10年里严重撕裂社会基础，当政府无力扭转中国在国际间日增的影响力，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一片东方热风潮中重新获得重视的现象，所谓的本土意识变成一种排外的自我封闭精神状态。原本台湾在华文世界里的文化地位，具有深度的影响及传承力量，但这几年因政治上操作仇中意识，连带地让台湾与中华文化断裂，却又漂流得定位不明。

　　90年代起，教改过程中乡土教育争议不断，学方言本来不是根本问题，但倡议者拿来作为对抗大中国意识，提升下一代主体性的工具，接连使得语言教育从母语、拼音法一路延烧不止。当年在小学时得用注音符号与罗马拼音学习闽南语的学生，到了读中学时，进而遇到史地教科书要大幅删减中国的比例，甚至台湾地图得倒过来横着看。

　　舍注音符号改教拼音法，为的也是让闽南语教学更为普及，但同时不用全球认同的汉语拼音却独沽通用拼音，则是要与中共的拼音教学画清界线。然而如此大费周章只是使得这2300万人顿时失去一种语言传承的共同桥梁。甚至一水之隔的两个县市，也因执政者分属对立政党，连路标的英译都不同。

　　但这一切只是再度突显本土意识操作者的狭隘，连英商渣打银行的台湾区总经理都质疑：台湾何必自外于潮流，难道一定要“自创”些什么东西，才能代表自己有竞争力？

　　政治上操作仇视中国，使得假借本土自主之名的政客赢得政权，但却让台湾的自主性沦入半世纪以来最虚无的局面。“我是谁”依然没有共识答案，但原本台湾最自豪的进步力量：人才与教育的培育制度也被摧毁。

　　在本土化政治氛围激荡下，基础教育里中国与台湾的内容比例争议不休，妥协的结果是两者兼具，增加学生相当负担，读得不知所以然，更别提有形成什么公民共识。而后来在全面去中国化阶段，除了史地教育外，中文教育也受波及，使得学生的文化素质迅速低落。

　　最近教育部长送出“典型宛在”的挽联不过只是冰山一角，这几年在公家机关里主管看到新人员的公文都相当受不了，错字之余连文句都不通，感叹长久下去，当沟通的基本工具被政治摧毁后，台湾这个小岛上究竟还能用什么方式凝聚共识。

　　文史基础教育本来是一个社会共识形成的必要条件，公民借此获致认同的价值体系，同时也使得整体人文素质提升，而这10年里去中国化的影响，对于未来人力的负面影响，已略见迹象。

　　过去10年里，台湾高等教育已走向供过于求，公民营的学校都有财源不足的困扰。这也使得学校主事者凡事向钱看。高教市场化的结果，学校定位不明确，被社会大众就学意愿牵引，基础学科乏人问津，连带影响的就是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基础研究。

　　近年来不少高科技业者认为台湾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下降，主因就在人才奇缺。两年前神通集团董事长苗丰强就曾点出台湾高科技产业已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不但外商不在台湾设立研发中心，连本地厂商都得出走大陆。

　　耐人寻味的是，在认同问题逐渐侵蚀台湾的基础时，过去这10年却是台湾社会高度享受着解严后信息市场自由化的成果，一度台湾的平面、电子媒体百家争鸣，是华人世界关切的焦点，出版及各种创作的力量蓬勃，但这些荣景毕竟都难长久。有人认为这是台湾社会企图心不足，封闭在岛内小市场过度竞争，而在入世后，大陆出版业积极进军国际，已有凌驾台湾主导华文阅读市场的趋势，这对于正面临意识形态冲击创作生态的台湾，无疑是一大隐忧。

　　市场之后的公平机制

　　台湾各领域走向市场化是主流趋势，但在人文精神中空，价值混淆的情况下民众逸乐倾向明显、过度消费，使得民众在泡沫经济最后一丝余晖消失时，社会充斥着虚无、软弱的氛围。各种民调中，对现况不满的比例日增，但很少看到一种思索解决之道的运动、或是主张出现。《新新闻》前任总编辑杨照就说，现在的人与过去戒严时期相较，缺乏一种解决问题的动机与勇气。

　　解严后市场经济高度趋向自由化，但社会公平机制并未同时提升，财富在新的政经利益集团上下其手后，过度集中，特别是集中到本土的金融企业。这是唯一没有西进的利益集团，有不少社会运动人士认为，政府近年来愈不遮掩地为财团攒聚，是回报这些老板们的“爱台”表现，事实上有更大一群台湾人饱尝这种社会不公的苦果。

　　2000年民进党取得政权，原本的支持者中不少是社会中下阶层的工农人士，后来在愈渐严重的社会不公压迫中，他们陆续走上街头。2002年全台13万农业大军在台北集结，是有史以来政治以外议题最大规模的抗议。此外，关厂倒闭造成的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台湾社会，四五年前还有不少年轻白领失业后带着妻儿返乡做农民，而家无土地的人只能靠借钱度日，借钱还不了的结果，就是最近一年以来惊人的举家自尽。这些社会不公引发的问题正逐渐扩大，目前看到的还是冰山一角，但这座冰山究竟是多大规模，执政者乃至这个社会都无法掌握。

　　社会不公平不仅从中下阶层蔓延，引起众怒的主因其实在于，在政府无力解决资源分配不公之际，却反而还加速腐败，行政效率不彰让原本经济已步入开发地区的台湾，社会不满渐次扩大，而从2004年陈水扁连任选战时爆发的陈由豪政治献金案到去年的高雄捷运弊案，统治阶层不分上下地贪腐，与社会不公形成高反差。

　　人民穷官员富的反差，使得民怨日深，也捧红了宣称反映民情的媒体。TVBS的“2100全民开讲追打弊案”差点令电视台被新闻局关掉，其引发全民抢救“2100”的运动，堪称是这10年最不可思议的媒体现象。而部分平面媒体开始炒作爆料新闻，官员乃至第一家庭各种玩弄特权的行径曝光，成为市井小民抒发怨气的管道，但这些都不足以抒解社会不公带来的信任危机。

　　最近半年，台湾媒体开始重视24小时或一周以来的自杀人数，最近更是关注全家自杀的现象。这类新闻从过去难得一见，到现在形成特定议题，连政府都出面“关切”，要媒体不要过度炒作。但被卡债、失业等生存压力逼上绝路的人有增无减，执政者拿不出解决之道，只能坐视这些事件一再重挫社会安全防线。

　　种种危机对社会信心的重挫远难数计，台湾社会的无力感是“国府”迁台以来最严重的阶段，曾有民众投书媒体形容这比当年“台美”断交的信心冲击还严重。

　　而知名评论家南方朔曾形容，台湾已过完了它的黄金时代，人们已必须为凋谢作出准备。凋谢由痛苦、充满了无力感的近视与自恋，以及一小撮人更加的意识形态化为组成的结构。

　　执政者长期而全面的欺骗、社会普遍失去勇气，民众失去信任与盲目信仰，使得曾经是亚洲奇迹的台湾，在21世纪里退化成一个极其脆弱的社会。当台海危机忽悠过了10年，台湾社会并没因为追求主体性而提升共识与自信，反而是对现况更为悲观，对下一个10年的不确定感更是高得难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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