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台湾走到哪一步

　　公民社会，台湾走到哪一步？

　　——专访台湾TVBS电视台资深评论员张启楷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南风窗》曾经登载过一篇名为《台湾公民社会印象记》的文章，介绍一位北京学者在台湾这个“公民社会”的所见所闻，引起了很大反响。

　　张启楷(以下简称张)：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民拥有独立的意思表达和行动能力。台湾从1987年解除戒严到今天，近20年的历程，虽然短暂，但非常精彩，每天都有许多新鲜的事情发生。1980年代，我就是被当时的社会变化所吸引，不舍得出去留学而留下来做记者的。

　　解除戒严之前，台湾社会有很多禁忌，民众有很多事是不能做的，比如有些经济领域是不能从事的；年轻人没当兵不能出国。

　　《南》：面对台湾人民自主性不断增加这个现实，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民进党“政府”的态度有何不同？

　　张：在蒋经国先生执政的晚期，台湾社会和学界曾经有一个激烈的辩论，就是台湾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化的问题？最后达成的共识是，先发展经济，集中力量赚钱，等社会富裕到一定程度后，再搞民主化。因为我们看到，韩国是政治民主化在先，人民的要求完全呈现，经常发生激烈的抗争甚至是自焚的场面。早在1962年，国民党政府就已经实现了9年义务国民教育，此举极大提高了台湾社会的精神面貌，后来，又发展制造业、电子业、造就中产阶级。所以，面对台湾人民增加自主性的诉求，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主张按部就班，先从经济着手。

　　而民进党是一个草根政党，国民党是穿皮鞋的，它是赤脚的，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一直以来，它主张政治民主在先，以“人民诉求代言人”的形象出现，站在争取言论自由、民意代表直选等领域的前沿。

　　《南》：卡尔·波普说：“崇拜权势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为尊者讳”的情结。在今天的台湾，民众和“领导人”的关系是怎样的？

　　张：现在你在台湾打开电视机，会发现批评政府和“领导人”的东西很多。但除此之外，台湾人现在也发现，他们对“领导人”的许多行为也开始有些无可奈何。以前的国民党政府，你在电视上骂它它会改，今天的民进党政府，你骂你，它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除了前一段时间的“高捷弊案”，最近台湾又爆出了“第一夫人”吴淑珍和几个“总统”府官员上班时间在总统府炒股票并获利颇丰的丑闻，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总统是要下台的，但现在台湾人发现，他们拿陈水扁没有办法，“宪法”里是有罢免“总统”的规定，但定的门槛太高了。另外，台湾的所谓“国会”是不独立的，没有独立的调查权，人们说它是“睡着了的‘国会’”；台湾的检调机关名义上是独立的，但重要的岗位都被“执政党”把持了，所以越是重要的案子越办不了。而台湾人的日子相对比较好过，中产阶级比较庞大，再加上台湾人的性格总体上比较温和，因此街头运动较少，人们不大会用太过激烈的方式表达意见。这种情况一方面能保持社会的稳定，避免大的动荡，另一方面会造成无人带头、没有作为的现象，无法对“领导人”进行有效的监督。

　　针对这种情况，台湾的6个“名嘴”发起了“全民告发”的运动：我说你你既然不听，我就直接去“地检署”告你。目前，他们与数百位民众已经分别在台北“地检署”和高雄“地检署”控告了陈水扁、陈哲男、吴淑珍等人的贪渎罪行，两地“地检署”都已受理全案。“全民告发”行动将每个月举办一次，直到“全案真相大白”为止，要让陈水扁等当局高官下台谢罪。参与行动的抗议民众也表示，他们有权告发贪官污吏。另外，几个“名嘴”还搞了“公益列车”运动，在各地举行小型演讲会，启发民智。前一段时间在高雄举行的演讲，参加的有2000多人。

　　《南》：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经历了一个大规模的宗教复兴运动，它对台湾社会有何影响？

　　张：台湾现在有很多宗教，基本上你走上一两公里就有一个教会，到星期天，教堂等各类礼拜场所的人都是满的，宗教很多，但大家能和睦相处。这些宗教里，目前影响很大的是几个佛教团体：圣严法师的“法鼓山”和证严法师的“慈济”，从这两位的声望来看，他们要选“总统”大概都能选上。每逢选举，都有很多民意代表来拜会他们，很多的民意代表甚至是他们的学生，但两位法师本人是不搞政治的。

　　圣严法师是留日的佛学博士，主要致力于佛学教育。证严法师是女性，主要号召人们做社会服务，做环保。台湾“9·21”大地震，破坏非常严重，很多房子倒塌，在政府的救援队伍没有到达之前，慈济的人已经到了现场，帮助灾民盖房子、盖学校。慈济的义工说，证严法师在事发当天半夜3点钟就发布通令，让所有的义工行动起来。过去一些年，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救灾经验，在中国大陆救过灾，在新几内亚、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很多地方救过灾。台湾目前2/3的慈善捐款都捐给了慈济。

　　可以说，佛教不只引领台湾人民去思考探索精神层次、哲学层次、伦理层次的问题，同时也推展了社群意识与义工精神，佛教组织孕育了一种对公义及社会公益的关怀，这对以传统中国伦理为主、以家庭为核心价值的台湾而言，是很新的事情。

　　《南》：新闻媒体在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张：传媒是风向标，反映了一座城市公民社会的发展进度。1991年左右，随着刑法100条的废除，言论无罪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原来，台湾只有3个无线电视台，10年左右的时间，台湾现在已经有了8个有线电视新闻频道，以2300万人口计，这个密集程度已经是相当高了。而且，新闻采访也非常自由，国民党的很多人现还耿耿于怀地说，国民党败选不是因为民进党有多厉害，而是被媒体拖垮的，因为媒体报道了很多国民党不作为、胡作为、贪腐等事情。

　　现在，你在台湾打开电视就会发现，新闻评论的分量非常大。从晚上8点开始，有3个政治评论节目，9点，有2个，10点，有2个，11点还有2个。这些政论节目给人们提供了对新闻的深度解读，也影响了许多人对政治人物的态度。像TVBS的《2100全民开讲》节目，到现在已经12年了。李登辉就曾呼吁人们不要看这个节目，陈水扁也让人们不要看，TVBS揭发出“高捷弊案”后，“行政院”甚至威胁要关掉它。但对很多台湾人来说，《2100全民开讲》是必须要看的。很多在上海的台商，晚上聚会一定要在9点前结束，为的就是回去看《2100全民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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