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
未能有效判断室内有人中毒，未能相信报警者而延误施救，进而阻止受害人朋友破门救助，报道中警察的种种行为足
以让其背负上公众一连串的责问。在行政法上，警察遇到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时，理应有紧急处置的权限。
但如果将此案的讨论局限于对警察不作为法律责任的追究上，那显然并非笔者本意。在我看来，当鲜活的生命因为执
法拖延而凋谢过后，任何有关责任的追究都显得那么灰暗和苦涩。我始终思考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民警在面对公民生命
权出现危险时，仍然选择“宁可信其无”的执法思维？
单纯从责任判定上分析，警察在此类执法中其实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未能破门而入导致惨剧发生，很明显会背上
“不作为”的骂名；如果破门而入没有发生煤气中毒，则很可能要担负起赔偿房主财产的责任。尤其是现实生活中，乱拨打1
10报警电话谎报案情时有发生，这使得民警容易对报警者持有正当的怀疑态度；而此前出现的“黄碟案”等直指警察执法程
序瑕疵的案例，更是促使警察生成一种强烈的执法自我保护心理——当面对类似的两难选择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或等待上级
指令，就成为许多执法者谋求自我保护的执法选择。正是出于这种自我防卫意识，执法者产生了机械化执法的惯性，从而使得
执法者在面对危机情况时仍然“坐井观天”，而不能按照法律的意图和合理的利益判断作出执法应变。
然而，作为执法权力的授予者，人民需要的不是只懂得自我保护的执法者，而是需要一群能够为执法甘当风险的“活
”的法律化身。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人们一方面需要对执法者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保持足够的警惕，以防止不当执法行为损
害到公民权益；另一方面又需要执法者能够成为人性化的立法目的执行者，以弥补静态法律条文的僵化与不足。由此，执法者
一方面不仅需要时刻将自己的执法行为限定在法律范围内，以尽可能小地损害老百姓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也需要塑造一种人
格化的执法观念，能够准确地按照法律意图执法，而不是成为执行法律的机器。具体到本案中，执法民警在衡量可能出现的两
种权利——女孩生命权与房主财产权——冲突时，应当以一种拯救最大权益的思维作出执法选择，理由很简单：因为在法律上
——生命权高于一切！
千百年来，法律蕴涵着人类美好的祈愿和人性化诉求，优良的法律具有人本的初衷和底蕴。但是，立法不能穷尽所有
可能发生的情况，法律的人性化价值需要借助能动的执法者来传递。因此，用活化法律的职责来衡量警察执法，任何对法律程
序的顽固坚守、对法律规范的机械执行、对事实情况的简单判断，都是不符合法律的人本精神，也不符合立法的目的，更有违
执法职责的正确担当。
当然，强调执法者乃是“活”的法律，本意在于弥补法律条文的先天性缺陷，以实现法律适应过程的正当化，而并非
意味着任何情况下可以容忍违法执法。在此前提下，如果因为执法者判断的合理失误而带来的责任承担，也必须视为国家执法
成本的必要付出。只有通过一定的责任消解机制，破除执法者因过于注重自我保护以致消极、被动、机械执法的心理误区，才
能最终确保书面法律上的公平、正义“鲜活”起来，充盈于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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