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只求新闻效应爱心大使背负不实骂名

　　王利耀

　　不久前，《南方周末》登出了一组以《双面‘艾滋妈妈’？》为总标题的关于张颖的特别报道。这组总共三篇的“重 稿”占了整整两版，编辑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虽然作者一开始就声明文章无意拷问人心，还在标题上打了个问号，但是文章 目的是显然的，因为它字里行间要表达的是对张颖的批评和质疑。而到了南方网上，我们看到标题上问号的含义有

了微妙变化 ，成为“双面艾滋妈妈前途何在？”正式给张颖戴上了“双面艾滋妈妈”的帽子。《南方周末》这组报道(以下简称“南文” )质疑某些艾滋救助活动被钱迷心窍的人所玷污，重要性不言自明，因而吸引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但问题是，文章中不少叙述是片面的，它的真实性要大打折扣。媒体一味追求新闻效应，本该应受社会赞扬的爱心大 使，如今却背负了不实的恶名。这之中，到底是谁在扮演双面人的角色？笔者是从事孤儿问题研究的，从阜爱协会成立之始就 一直与它保持着密切联系，对张颖和阜爱协会亦有所了解。本文就“南文”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向世人做一个真实的解答。

　　“南文”的不实报道

　　首先，“南文”曾说，“媒体对阜爱救助艾滋孤儿数的报道从未统一过。”其实就笔者看来，媒体多次报道张颖，对 救助孩子的数量报道不一并不奇怪，一是孩子数量总是在变化增加中；二是统计标准没有统一；三是张颖可能有记忆上的误差 。然而，不管怎样，张颖并非像南文所暗示的那样在瞎说一气。

　　“南文”引述2005年11月29日《中国妇女报》题为《张颖和192个艾滋孤儿》的文章，来与同年12月3 日张颖所说350多人参加了协会活动相对比，殊不知《中国妇女报》是转载2005年2月28日《时代人物周报》的文章 ，而实际上，2005年2月底协会统计的参加活动的孩子数就是192人。同时，记者又引述了靳薇教授谈话来证明张颖在 孩子数量上说谎，说张颖于2005年4月告诉靳薇，协会有140多孩子，一个月后在成都却宣称孩子数已有量是285人 。事实上，张颖于2005年4月在昆明会议上说协会救助的孩子近200人，有主持会议的清华大学景军教授和哈佛大学考 夫曼教授为证，也有清华大学保留的电子幻灯片课件为证。当时阜爱协会统计数字为200多人，张颖有意少说一点，是因为 有的孩子未得到物质帮助，只是参加活动，她怕说成200多人有虚夸之嫌。如果说靳薇对协会发展之快表示惊奇，那是可以 理解的。但记者在不加求证的情况下片面引用，这对靳薇和张颖双方都不够尊重。根据笔者不同时期掌握的阜爱协会孩子名单 来看，有关媒体各个时期报道的数字与之大致相符。而从笔者对一个名单的抽样调查表明，它也是真实的。

　　张颖不是大富翁，凭她一个人的力量当然不可能救助这么多孩子。事实上，救助最初几个孩子的经费来自笔者的一位 美国朋友凯·约翰逊教授的个人捐款。此后发给孩子的补助费也主要来自国内外几个基金会的资助。而阜爱协会资金来源则主 要靠外界捐助，张颖曾在不同场合谈到过这一点，有的媒体也做过报道。她在2005年4月昆明会议上就说过，“阜爱协会 目前的经费来源：社会个人20%，政府15%，张颖个人20%，企业、组织等45%。”媒体也报道过这个大致的统计。 张颖可能没有把所有的捐助告诉记者，但在阜爱协会帐上可以查到这些捐助。根据阜阳市卫生局(阜爱协会挂靠单位)初步查 账的结果，所有捐助都除用于救助孩子外，其余都用于与救助有关的方面(活动费，办公费，差旅费，工作人员工资等)。然 而有据可查，并没有发现张颖借爱心敛财的情况。事实上，两年来张颖本人对协会的捐助有据可查的约32万元，垫支的约1 7万元。

　　而这其中《星光灿烂》剧组给参演电影的三个孩子10万元酬劳纠纷一事，更是一个说来话长的故事，其中包含了有 关各方的微妙关系。简单说来，摄制组既没有和阜阳方面签订什么协议，也未给钱给阜爱协会。10万元原是经阜爱协会申请 ，由日生集团汇到阜爱协会，用于艾滋病人(包括丁开峰)生产自救发展养殖业的。丁开峰送孩子去北京拍电影时找摄制组要 片酬，摄制组就写个条子让他找张颖要钱。丁开峰回阜阳时，张颖已到北京。张颖同日生集团邓总联系后，了解了他的意向， 便按他的意思处理了捐款。并没有“南文”所说的，丁开峰要钱、张颖拒绝这回事。而且这笔款子一直由协会保管，最后2万 元也划归协会。“南文”的描述过于片面。

　　所谓篮球明星姚明给每个孩子400元被张颖要去一半之事，本来容易搞清楚，但“南文”作者却不认真调查，来了 个张冠李戴。姚明没给过钱，其实艾滋孤儿丁开玲已经向“南文”作者证实过，但由于记者盘查式的发问方式把她给问蒙了， 她先开始时说不清楚，在搞清问题含义后便明确表示“没有”。而“南文”的描述却给人造成孩子在说谎的印象，以此来反证 姚明给了钱。笔者这次也找到丁开玲，她告诉笔者，是日生集团邓总给了每个孩子200元。后来在回阜阳的火车上，她和妹 妹及另外两个孩子在一起商议，认为张颖为她们花了很多钱，便每人拿出100元给张颖。在她们一再要求下，张颖收下了钱 并作为她们的捐款记到协会账上。笔者见到另一个去北京的孩子，她并不知道丁开玲等给张颖钱的事，也没有谁向她要过钱。

　　再次，张颖是否搞小动作，欺世盗名，窃取同行的工作成绩，从而导致了阜阳市各救助组织之间的微妙纠葛？“南文 ”的报道又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南文”第一个例子是谁救助了艾滋孤儿王丽。

　　事实情况是，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和张颖经程国金医生介绍同时了解到王丽情况，又一起协商好，由智行基金会 资助学费，由阜爱资助生活费。这是两个组织之间的成功合作，本无主配角之分。送王丽到蚌埠上学的是王丽父母，智行工作 人员和张颖均未随同。张颖去蚌埠，是第二天应王丽和她父母要求而去的。当时由于某种客观原因，智行志愿人员在王丽到校 当天只给了她2000元，王丽注不了册，万分着急。王丽和她母亲几次打电话到阜阳，要求张颖去蚌埠帮助解决。张颖去蚌 埠后，邀了智行志愿人员一起去安徽财大，帮王丽解决了注册问题。媒体报道对张颖着墨较多，如果说杜聪有点感觉，那也可 以理解。但“南文”的描述让人觉得两个救助者好像不是在救助，而是小肚鸡肠地在那儿沽名钓誉，争利益资源。

　　“南文”第二个例子，是报上发表张颖机场送行照片一事。的确有一张张颖送行照片发表在报上，但拍照片的记者不 是当地的，而是合肥的；背景也不是机场，而是农家屋前。事情原委是，这位记者来阜阳采访艾滋孤儿救助情况，在同张颖一 道下乡访问后返城路上，两人顺道去阜爱孩子较多的前丁营村，因天气转冷，张颖带了一些旧衣服要送给孩子。艾滋孤儿小玉 家里那天正好来了好多同学，因小玉即将去巴基斯坦访问，大家来看望她。那位记者觉得这是个好题材，就拍了下来。至于发 表照片，张颖事先毫不知情。但到了“南文”作者的笔下，却变成张颖工于心计、预谋策划的窃名行为。话说回来，即便张颖 去送孩子参加由其他机构组织的活动，那又怎样？不同机构之间一定要井水不犯河水吗？渲染某位人士的不快，并且肯定这种 不快，我们对“南文”作者的意图难以理解。

　　献爱心却成“阴谋骗局”

　　“南文”中曾引用一位人们尊敬的著名女士的话，说这位女士斥责“艾滋骗局”的谈话中有一段就是暗示“艾滋妈妈 ”的，说张颖是“做生意赔了的外省中年女人”，发现老家艾滋孤儿多，“就和几个生意人成立了所谓的‘艾滋病贫困儿童救 助协会’”。

　　其实，张颖是土生土长的阜阳人，阜爱协会是经阜阳市民政局正式注册的民间组织，六个发起单位包括一所学校，两 所医院，一家事业单位，两家企业，最初会员中有中学校长、政府公务员、企业家、医生、记者、大学生，但怎么变成“几个 生意人”了呢？而且，即便是生意人参加慈善事业活动又怎么了？这个组织是名副其实的非盈利组织，很多参加者捐款出力， 不取报酬，何来“骗局”？

　　“南文”中其他一些与事实不符之处不再赘述。笔者想指出的是，之所以出现严重不实，一个重要原因是“南文”作 者在写报道时，行文方法上有着严重问题。作者主观片面，先入为主，显然带有一定成见。既然去阜阳就这一重要问题作采访 ，为什么不作认真调查，而是道听途说，置事实于不顾？比如王丽一例，只要打个电话问问她母亲，马上就能了解事实真相。 可是他们宁愿相信符合自己需要的一面之词，匆匆忙忙地就把稿子发了出来。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但是偏听偏信 ，必然失之偏颇。

　　同样，主观片面又导致了“南文”的浮躁和实用主义。如“南文”说“阜阳市妇联推荐本市年度十大人物，张颖落选 。”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推选活动，何来“落选”一说？这实际上是添油加醋，无非是借此表明张颖在当地名声败坏罢了。 再如，记者要采访，张颖本来是被动的，但“南文”妙笔生花，几处描述让人感到，似乎张颖身后经常簇拥着记者，甚至到哪 里去还能带着记者，有时不是记者也说成记者，其用意是很清楚的，但这种做法不够公平，也不够地道。

　　当然，我们不否认“南文”有其积极意义，它提出了艾滋救助活动和民间救助组织中的一些问题。以阜爱协会来说， 它在组织、运行、管理、监督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点或问题。特别是它的财务管理不规范，不够公开透明，没有将收到的吸款 及使用情况及时向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报告；另外，帐目未能按财务专业规范处理，缺少民主管理和内部制约制度，很多开支 是张颖一个人决定的，每笔收支是滞合理，是否清楚，有待进一步审计。但这些同“借爱心敛财”、“艾滋骗局”完全是性质 不同的两回事。

　　张颖在做这些事时，或许有许多地方考虑欠周全，因此人们对她有一些看法也是正常的。而一些救助组织在工作上同 她产生一些摩擦，或对她的做法有一些争议，也不足为奇。作者可以怀疑张颖有经济问题，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 而不是它的先头。”不以事实为依据的做法实在令人质疑：作者，尤其是一个记者，请问他的职业道德何在？

　　我们不理解“南文”为何自己制造一个张颖艾滋圈内遭遇恶评的口实，又以“丽江妈妈”相类比，进而危言耸听地以 “双面‘艾滋妈妈’”指称张颖，但是却拿不出“恶评”和“敛财”的证据，只是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我们不愿妄评“南文”的动机，但是我们至少有理由认为作者没有足够的责任心。中国慈善事业确实需要新闻监督， 而监督需要认真、慎重、责任心。新闻效应应服从事实，而不是背道而驰。我们知道，《南方周末》是最先揭露慈善机构阴暗 面的中国媒体之一。该报在2001年和2004年分别发表了关于丽江“中国母亲”和沈阳“爱心妈妈”的长篇报道，由于 情况基本属实，报道在阻止欺诈事件恶性发展、引起人们重视慈善事业监督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如若相反，依靠小聪 明和扣帽子的手法追求所谓新闻效应，而不是靠事实说话，就可能制造媒体传播上的冤假错案，受害的将不是张颖一个人，而 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公信度。从实际效果看：这组报道确实导致了社会对民间救助组织的不信任，而受伤害最深的是需要救助的 弱势群体。已经有一些基金会表求要取消对阜爱协会的援助，还有一些组织和个人已取消了原来打算给予的捐助。笔者参与筹 备一个对阜阳市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进行心理帮助的国际合作项目，一些原计划参加会议的学者看到“南文”后均表示不打算参 加。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一些人对张颖有看法同一些媒体对张颖夸大性报道有关。例如，有媒体把外界和阜爱协会对艾滋 孤儿的救助说成是张颖的个人行为，有的说“张颖已经资助了292个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医疗到上学的费用都要张颖来 承担”；有的说她“利用自己的积蓄，在两年内先后救助了300多名因艾滋致孤的贫困儿童，使他们得以继续学业。”又如 ，艾滋孤儿楠楠的药品是美国《帮助艾滋病人协会》捐助的，但有的媒体却说成是从美国买来的，一年30万元；还有的说张 颖为了让人们相信艾滋孤儿不可怕，以自己三岁儿子作人证，让他和他们一起玩，等等。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样报道对张颖影 响迅速扩大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张颖影响的扩大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这其中还包括张颖工作的成绩，抗艾防艾行动的形势，社 会对英雄侠士的盼望等。人们或许猜想张颖对媒体这样报道没有感到不安，甚或乐见这样的报道。但猜想毕竟不能作为事实， 而实际中确有张颖接受采访时谈到他人成绩而报道时被删去的情况。张颖也曾对某些媒体的报道做过更正，比如她曾指出，自 己儿子同协会孩子一起玩，并非她有意所为；但她显然不可能对所有夸大的报道作更正。可惜的是，中国媒体乃至受众似乎习 惯了这种造英雄的报道模式。

　　呼吁呵护民间慈善组织

　　张颖两年前是个默默无闻的民营企业经营者，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参加到救助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慈善事业中，但她 未曾想引来媒体对她的大量报道，使她得到社会给予的很大荣誉，成为全国知名的民间抗艾组织负责人；可是她在当选为全国 十大法制人物后仅仅四天，又被一家有影响的大报戴上“双面艾滋妈妈”这样一顶可怕的帽子，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实在令人叹 息。中国媒体恐怕应该认真反思一下“张颖现象”的深层原因。

　　笔者认为，媒体应该告诉公众一个真实的张颖。张颖不是一个高大完美的英雄，她不是像媒体所说那样以个体的方式 来承担着弱者命运，不是一个人救助了那么多孩子，不是依靠自己积蓄来承担那么多孩子各方面的费用，她没有也不可能担负 起那么多孩子的学习、生活、医疗、教育等各方面工作。把张颖说成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仅爱心无限、而且能量惊人 的英雄，那其实都不是真实的张颖。但张颖也绝不是借爱心敛财的骗子，更不是双面人。两年来，张颖全身心地投入到受艾滋 病影响儿童救助工作中，她克服了种种困难，在精力、财力上作了巨大付出，作出了出色的成绩。阜爱协会虽然在管理制度、 活动模式、救助理念上还不完善，不成熟，但在外界帮助下，不仅成功地救助了不少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也转变了社会上一些 人对艾滋病的错误观念，促进了社会环境气氛的改善，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对阜爱协会这样刚刚出现不久的草根慈善组织，帮助、扶持和监督、拷问都是缺一不可的。而总的目的应是促进慈善 事业的健康发展，媒体在这方面具有其他机构难以比拟的能力，也比其他机构负有更大的责任。因此媒体报道在追求快速、效 应的同时，一定要慎重。对慈善事业的颂扬或拷问，毫无疑问会涉及个人，但主要应针对机构和制度建设，而不要过多地着眼 于个人的品德。

　　中国民间慈善组织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既没有经验，没有完善的运作规范，也缺少资金，缺少志愿人员，在受到一 些赞扬外，还要面对各种质疑，因此特别需要大家来帮助、扶持。当然，监督和拷问是不可缺少的，监督、拷问其实是另一种 帮助、扶持。但我们不需要无端的、武断的指责，更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NGO中也 有一些人们戏称为MONGO的(MyOwnNGO，我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个人行为往往主导了机构的 运行，人们当然会对这咱们运作方式进行批评，但只要它们的行为与其宗旨基本符合，就会得到肯定。我们希望，在经历所谓 《双面艾滋妈妈》的报道事件后，张颖和阜爱协会仍然能不断完善自己，继续勇敢地前进；我们希望，人们对艾滋病救助活动 和中国草根NGO的信任在经过伤害后能逐渐得到恢复；我们希望，我们的媒体今后能继续关注弱势群体和慈善事业，认真履 行自己的监督和拷问的责任。而当然，我们更希望媒体在拷问慈善事业、慈善机构的同时，也要拷问一下自己，一定要让事实 说话。如果只顾追求轰动效应，或者“捧杀”，或者“棒杀”，都有悖于新闻的原则，有悖于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

　　(作者系安徽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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