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世的老舍与太平湖记忆

　　-本刊记者/杨东晓

　　老舍投湖至今是一个谜。

　　有人称看见他40年前的那个8月24日，在太平湖边一直坐到黎明前，但是那位“目击证人”已无处觅踪;无数人在猜度他在太平湖畔最后一夜的思考，正因为无从了解他的内心，从而生出更多的想象空间。

　　“8.23”的叙事

　　从1966年8月25日有人把老舍的遗体自太平湖中打捞出水起，喜爱他的人，就一直被多个版本的目击和见证所还原的历史困扰着。

　　关于老舍之死，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做过大量的采访和调查，他的努力，似乎已给人们还原了文革刚刚开始三个月后的那个溽热夏季老舍完整的一天。

　　但是每一个口述都是一个具有讲述者个人人格特征的还原。傅光明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提到口述史只能通过对不同对象大量的采访和调查，才能更为丰富和丰满同一事件。出于不同的历史身份、不同利益关系的人，对同一事件的视角或叙述自然又会使口述史这种“活的历史”出现差异。

　　因此，老舍决意弃世的那一天，被无数个“当事人”和“亲历者”复原成了他们本人意识中的老舍。

　　老舍为什么“弃世”？仅仅是因为1966年8月23日被红卫兵殴打吗？在后来见诸文字的报道和口述史中，“扬起的皮带和铜扣、从额头流到眼角的鲜血、推搡……”的现场里一位67岁刚刚走出医院的老人被打倒在地。但这些肉身上的痛苦尚不足以使这位文艺老者放弃整个世界。

　　这一天，被记录在案的还有：一位“站了出来”的同事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老舍又遭到第二次痛打。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但是这种揭发并不足以摧垮他的世界。在傅光明的研究中，还有着更鲜为人知的史实：在老舍回国后的50年代初，他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这一细节对研究老舍的自由主义倾向一直持续到1949年以后，是很重要的依据。在他与其在美国的版权代理人的通信中，老舍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并每年缴纳美元会费。当然，这一活动自然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情结可见一斑。

　　傅光明认为，目前的研究对于老舍身上浓重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几乎被忽略了。他的穷人出身与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是那么的吻合，他于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两个月时回到北京——是年10月他接到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件。而当时他正在美国养病。

　　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迫切心愿、龙须沟的实地调查、对党的热情歌颂、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使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把他和胡适、沈从文、傅斯年这些主流的自由知识分子进行类归。因此，人们把他在1946年至1948年间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情结、那种超阶级反内战的态度顺理成章地忽略不计了。

　　特殊时期的群体悲剧

　　此后，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眼中看到了什么呢？

　　1954年，胡适被批，俞平伯被批；1955年，胡风被批，“丁陈反党集团”出现；1957年，他的朋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吴祖光被划为“右派”。

　　老舍在距弃世不到半年的1966年春天，还主动跑到顺义县陈各庄，为宣传科学养猪写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

　　剧作家苏叔阳提到舒乙讲过的一个例子：“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老舍怀着极大的热情，想参加农民艺术团，去访问农民，但是没让他去。此事使老舍彻底失望，觉得党已不再信任他了。

　　被这种扭曲所污辱的远不止老舍，在《青年作者的鉴戒——刘绍棠批判集》这本印数10080册质地轻薄的小书里，作者名单上全是厚重大家，除了老舍，还有茅盾、严文井、康濯、郭小川、以群等一批主流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他看不到出路”

　　至今年，老舍逝去整四十年了。一部部老舍的经典话剧重新排演、文学作品也一版再版，人们因为热爱而深深怀念着这位人民的艺术家。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位天性幽默的大师会选择主动地弃世？在生命的尽头把幽默变成黑色？

　　傅光明认为，老舍的“幽默”也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另一方面，如老舍自己所言，“我的悲观还没到想自杀的程度，不能不找点事做。有朝一日非死不可呢，那就只好死喽，我有什么法儿呢？”

　　用这段话来解释老舍的弃世，只说明他当时的“悲观”已经到了“非死不可”的程度，因此“那就只好死喽”。“不肯以身殉道”的老舍对生命这般看重，却在放弃的那一刻举重若轻。

　　剧作家苏叔阳在回答《新世纪》周刊老舍为什么投湖这一问题时，很干脆地说：他看不到出路。

　　“老舍回国后，一直是人民艺术家，他规规矩矩，怀着要报恩的感情，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说他文革才开始三个月就觉悟和反抗了，恐怕与实际情况不符。”

　　苏叔阳分析说：老舍一直用生命去寻求他所热爱的文化，但在文革一开始就遭到了“横扫”，面对这些现实，自尊的、以中国文化为生的老舍，看不到出路。

　　老舍在湖边徘徊了一天一夜，在25日的打捞现场上，人们看到很多写过字的纸扔在湖面上，有人称：上面写的全是毛主席诗词。那一夜至今已过40年。苏叔阳认为《大悲寺外》应该更接近老舍当时的心态，“不大的篇幅那么凄凉，很像先生当时的心情。老舍先生追慕崇高，所以先生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清高的表现。当他觉得活下去的理由已不存在了，要么跟着别人走，起哄；要么不跟着，那还是死。活下去已经没意义了。”

　　太平湖接纳了他

　　老舍在选择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时候，也选择了走水路。太平湖接纳了这个冤屈的灵魂。离太平湖不远的西南，有个叫葡萄院的地方，是老舍母亲去世时的旧居；再从这里往西北蓟门故里，留着老舍父亲的衣冠冢。这湖水，使一家人再一次三位一体地存在。

　　在这里老舍把躯体交付给湖水，把性命交还中国文化，把信仰收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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