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老舍之谜：弃世的作家与太平湖记忆

　　打捞老舍之谜

　　1966年8月25日，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位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他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纪念日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作家：老舍。

　　40年前老舍纵身一跳的太平湖早已被填平了。老舍在跳湖自杀后的第十二年也已获得平反，但关于老舍、关于老舍之死、关于谁打捞了老舍的尸体，还有很多未解之迷

　　“只相信一个人的叙述是冒险的”

　　-本刊记者/陈焱

　　对一个历史事件，如果你只相信某个

　　个人的叙述，那这肯定是很冒险的。比如说将近已过去四十年的“老舍之死”这一事件，它的历史谜团就依旧扑朔迷离：不同的口述者、不同的记忆、不同的叙述，呈现出对同一个事件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从1993年至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老舍之死”进行了长达13年的追踪采访，有趣的是，在“谁打捞了老舍尸体”这一环节上，前后出现了三位不相识却又自称自己才是唯一打捞者的“历史见证人”。不同视角的叙述，把由模糊的历史记忆所带来的多元性呈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原生态过程背后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新世纪：十几年来您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疑问来采访和探求研究老舍之死这样一个沉重而有文化思想和意韵的话题？

　　傅光明：其实开始的时候动机特别简单，就是想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通过寻访1966年的历史当事人，把当年的历史现场做一个尽可能逼真的还原。我当时乐观地以为通过采访历史见证人，倾听他们的叙述，由他们的叙述建构起40年前的那个历史现场。这件事情本身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而且老舍之死又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事件，有着复杂的、多元的历史含义，将带给我们新的启示和文化原生态的研究。就是想，我一找，他们一说，“谁打捞的老舍尸体”这件事不就很清楚了吗，最初完全是个人兴趣。

　　新世纪：三位口述者是怎样陆续出现的，寻访经历又各有什么不同？

　　傅光明：第一位是请朋友帮忙打听到的，采访他之前，我们夫妇充满了兴奋的期待。当然不会想到对他的访谈发表，并经发行量很大的《作家文摘》转载以后，相继出现了第二位、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在那次采访后的半年，我们采访到了第二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白鹤群先生。

　　那是2001年9月11日一大早，我赶到北京市政协门口，并从这里搭车去平谷，应邀给那里的由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的“文史培训班”主讲《由〈老舍之死〉谈谈口述历史》。下午的会散了以后，市政协文史委的一位朋友问我是否采访过白鹤群，说白先生了解打捞老舍尸体的经过。我在与白先生电话联系时，白先生显得十分激动，说非常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并说自己是打捞老舍先生尸体的人。

　　但更令我们吃惊的是，在又过了半年之后，我们采访到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朱军，巧的是他还与第一位打捞者当时同在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他是找到《作家文摘》编辑部曾经担任过丁玲秘书，也曾做过我同事的编辑，说他才是真正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并留了联系电话。

　　三位证人都说老舍尸体是他们在渔场渔民的帮助下独自打捞的，但他们却是在同一时间(1966年8月24日清晨，朱先生记得好像应是8月23日)和同一地点(太平湖)打捞上同一个人(老舍)。

　　新世纪：三位讲述者有三个现场，版本中的细节出入是否已无法考证？

　　傅光明: 对老舍之死，开始时我的认识相对简单，就是想做一个历史的书记员，为历史留下一些记忆的痕迹。当初我对这些“记忆”也没有什么质疑，想法很单纯，觉得他们(三个口述者)谁也不会编造历史的故事，直到今天，我想他们大概也不会刻意地伪造历史，因为“记忆”可能在经过时间、岁月的打磨后，出现错觉或某种暗示，并不自觉地修正了某种记忆。而这个修正了的、不自觉的记忆，又可能使叙述出来的历史文本和当时历史真实的样子相差得非常遥远。

　　我经历过一个很长的困惑阶段，我发现我采访的人越多，好像越无法还原那个历史现场，因为大家说得都不一样，特别是细节问题，比如说“老舍之死”这个事件——1966年8月23日，老舍到了文联，在文联经历了一场批斗，后来自杀了。这是“硬”的历史，很简单，都是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存在，但它背后的很多细节则复杂到你根本无法把它们拼接成一个历史现场的还原图。

　　比如：(老舍)到文联的时间，是上午、中午、下午，说法不一样，有人说“是我亲眼见老舍上午几点就到了”，有人说是“下午三点到的，我看他从电报大楼那儿走过来的”；又比如说“老舍那天穿的衬衫是白的还是灰的”，有人说“是白的”，有人说“是灰的”；所有人在叙述的时候都说“是他亲眼看见的”，作为叙述者来说，他不可能说自己“我在编故事，我在说瞎话”。

　　这似乎令人困惑，但呈现出来的这种历史多元，对于口述史研究是可以解释的，即不同的人，不同的叙述、不同的记忆，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三个人里面谁说的是真的，如果有，只能有一个，不可能三个全是真的，如果那样，就意味着有三个老舍。

　　新世纪：细节不一致的矛盾冲突如何理解？

　　傅光明: 口述史的面貌就是这样，这就是历史的一个状态。我们不可能从口述中对历史得出一个结论，但恰恰这个不是结论的结论，就是一个历史结论，它是通过不同视角的叙述，把一个历史原生态的过程，把由历史记忆所带来的复杂、多元性呈现出来，是否一定要通过这些寻求一个结论，我看没必要了，何况也得不出结论。比如，老舍到文联究竟是什么时候，在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了。

　　十余年间我做“口述历史”获得的最大收获就是，我现在更愿意相信历史背后的那种丰富性、复杂性，远比口述的叙述要多得多。搞历史不是要把历史弄明白，而是要努力让那个历史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样子，不要结论。

　　如果你认为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就是真话，相信他，并把他所说的当成真的去传播，而你有可能传播的就是假的。因为有时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谎言并在无意识地传播谎言。

　　如果你相信某一个叙述，你就有可能得出偏向这个叙述的某个结论。应努力赋予历史活生生的生命力，而并非仅仅要在历史中寻求某种意义。如果抱定了还原历史真相的想法，我想是很难做到的。

　　新世纪：怎么看待伪证？三个现场您更相信哪一个？

　　傅光明：虽然这些口述者的叙述可能有不真实的存在，可能有他记忆的模糊和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的在叙述时因口吻改变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但它还是可以或多或少地传达出一些相对接近真实的信息。历史是由不同的个人叙述的，而叙述者又有不同的心态。

　　在这些口述者的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他们的身份、境遇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事过三十年之后对于那个事件叙述的态度、立场。从口述史理论上来说，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它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对一个历史事件，如果你只相信某个个人的叙述，这是带有冒险性的。

　　作为一个口述史的记录者，你不能够主观地判断谁说了历史的谎言，我所要做的就是原原本本地、原汁原味地通过记录，呈现出他们的口述，这是口述史操作规范所制约的。因为你不是历史当事人，无法评判谁对谁错，也没有这个权利，你只是一个倾听者，记录者。当你作为研究者评估时，当然就会有带有主观倾向的判断。

　　对这三个人的采访，我经历了一个有趣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带给分析者以思考，也带给口述史的理论者一种提示，当我通过朋友的介绍辗转找到第一位自称打捞者的时候，我是相信这个人肯定是打捞者，因为我不知道后来还会有人再出现。

　　其实，这个技术过程很简单，把录音机支在那儿，回来整理就行了。我当初就是这么想的，而且到他家以后，录完音，整理文字的时候还有一种欣喜，觉得老舍尸体的打捞过程至少可以部分还原了，但没想到又陆续出现新的口述者。

　　当一个事件过去几十年之后，你不知道哪个人可能冒出来说它，几乎所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都愿意把自己先说成“唯一”，因为一说“唯一”就具有了权威性。

　　而这个唯一者会在叙述中引出旁证，让你听上去，那是完全有真凭实据的。但你如果仔细一推敲，他所提到的旁证又都不复存在。必然会给你带来困惑，当这样的困惑经历多了，你会发现这困惑也是正常的。

　　新世纪：“打捞尸体”的“见证人”不断出现，有没有人跳出来说自己见证了老舍投湖自杀那一幕？

　　傅光明：老舍夫人和老舍之子都曾经说过，当年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曾经见一个老人在公园的湖边坐了一夜，但是这个老人(指看门人)已无从去找。当老舍夫人去寻找老舍尸体的时候，公园渔场的一个老头告诉她“在那儿”，但这里面提到的可能的证人也已无法找到，除非将来有档案解密。历史就是留下来的文本叙事，没有那个客观实在，历史在发生的一瞬间就不复存在了。你根本无法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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