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毕业，正是“大忙”时节，但大学生小梁所忙活的，既不是找工作，也不是考研究生，而是购买一种“指标”——“留京指标”。小梁说：“每年的均价都是两万多，因为我们是4个人一起买，也算是‘团购’，所以几经砍价，对方最后答应6万元，每人1．5万。”（4月26日人民网/市场报）
“留京指标”可以公然叫卖，单位价格都在2万元以上，并且由单购发展到“团购”
，还可以砍价，真可谓市场活跃，购销两旺。然而这种市场交易不是普通商品，而是社会资源，岂不叫人难以理解！
“留京指标”入市登场绝非今年才有，也不是某个单位的发明，而是由一种制度衍生出来的。为了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出台了《中关村科技园区接收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办法》。根据《办法》规定，这些企业都可以根据自己不同需求，向国家申请，他们获得进京指标是不收取费用的。这样的制度设计，使一些企业掌握了学生留京的部分大权，利用了这些规定的空子，将通过优惠政策获得的“留京指标”，当成了稀缺资源，私自进行地下交易。
我们不妨探讨一下，这种“留京指标”究竟留下了什么？
首先，留下了计划经济的尾巴。“指标”本身就带有计划性、指令性和权威性，与国人之间表达特殊关系常用的“留”字相搭配，恰好构成了一张“网”，而操持这张“网”的，表面上是企业和学校，实质上还是政府。其实，“留京指标”是一种社会资源，政府在这种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应该通过人才市场进行市场化运作，使所有符合进京条件的人，都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样才称得上促进人才公平竞争，有序流动。然而，北京出台的《办法》规定，人为地把同样的市场竞争主体，分成了三六九等，这实质上是限制人才市场化，与市场规则背离。
其次，留下了制度歧视祸根，从“留京指标”分配上看，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有。按照规定，只有那些国有企业和特批的高新技术企业，才能获得政府授予的“留京指标”权，其他企业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就没有这种“待遇”。这明显还有歧视非国有企业色彩，是极大的不公平。从户籍上看，对非北京人有明显的歧视。“留京指标”之所以值钱，关键在户籍制度上。“留京指标”针对的就全部是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北京生源学生则不需要。北京学生在享受高考等特殊待遇同时，在毕业分配上也享受到了特殊照顾，而非北京学生，不仅要在学习上付出更多的心血，在毕业选择上，还要承担高昂的“留京指标”成本。
第三，留下了滋生腐败的温床。“留京指标”从“留”到“买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公权寻租过程。由于学校和企业分别掌握着指标分配的大权，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这分配权等于落到个别人的手中。指标是什么？对于学生来说，指标就是工作，就前途命运，对于分配指标的掌权人来说，指标就是利，就是人民币。就是因为这个指标“权”获取上存在着一种不公平，因而容易导致滋生腐败。最简单的道理，学生为了获得这些指标，在没有踏向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向腐败妥协，他们在千方百计用各种手段来购买这些指标的同时，也接受了这种腐败的渗透力和扩散力。可见，“留京指标”对社会健康发展的危害作用该有多么的大？
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公平正义是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内容，而“留京指标”恰恰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相悖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它的存在，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了公平正义，为了社会和谐，为了社会的文明，建议北京市运用法律形式，修改相关规定，坚决取消“留京指标”！
作者：董宏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