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女毒害论”的多重谬误

　　今年新一届超女选拔已经开始如火如荼地展开，不过，对超女的当头棒喝也再次随之而来。日前，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的刘忠德先生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态，“作为政府文化艺术有关管理部门来讲，不应该允许超女这类东西存在。参加超女的被害了，看这个节目的也被害了，我就这么一个看法。”

　　刘忠德先生必欲假政府之手封杀超女而后快，其理由是超女娱乐大众有害。不难想象去年曾经给中国人带来了无数快乐的超女，在刘忠德先生的眼中已经成为新时期文艺界的一株“毒草”。既然是“毒草”岂有容他生长的道理。这应该是刘忠德先生的基本逻辑。

　　西方有句谚语，人只要一张口就至少有三个谬误。细细分析，刘忠德先生的观点中谬误也不少。谬误一：娱乐大众有害论。所有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娱乐大众自然会对大众本身乃至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不过，我们同样也应看到其积极、健康的一面。通过对超女的关注，压抑的个体和社会心理得到了发泄和排解，这自然也回减少人际之间的冲突和个人与社会的对抗，无疑超女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也是功不可没。从这两方面来看，刘先生的立论明显是以偏盖全，站不住脚的，可谓是“一叶障目，不见

　　谬误二：有害就封杀。姑且不论其前提是超女并不完全有害，封杀论调的提出体现的是以意识形态划线，以行政权力干预文艺市场的陈旧思维。这与文化大革命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文革的时候不知有多少非革命、阳光、健康的文艺作品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毒草”而被封杀、铲除。以至10年间全国人民共唱8部样板戏。文化的繁荣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文艺市场当然需要行政管理，但是，有关部门不要滥用权力，动不动就封杀。这样做只会使文艺界的创新动力丧失，文艺市场陷入混乱。刘忠德先生的封杀论，未必代表了有关主管部门的真实意图，不过它却体现了浸淫官场多年之后的一种惯性思维。

　　谬误三：有没有害谁说了算。其实这正是令刘忠德先生心虚的地方。刘先生在说这话的时候显然把自己置身在了一个道德制高点上。也正因此，刘忠德就扮演一个堂·吉珂德式的“道德狙击手”的角色，开始对超女“开火”、批评有关政府部门办事不力。不过，这也只能是刘忠德先生一人的自命不凡，事实上，裁判权并不在他的手中。那么究竟是谁才有从道德功利的角度评判超女的权利呢？笔者认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小小的电视节目吸引了数亿人的目光，这说明了什么？首先，超女办的好，其次，办的不好数亿人自然也会看得清清楚楚，会用他们手中的遥控器进行“投票表决”。超女、大众都不需要刘忠德这样的“道德先知”。

　　其实，刘忠德先生的谬误远不止这三处。比如，他是否有科学严谨的调查数据来支持超女有害的论点，至少他应该提供给大家一组看超女之后多少人发生心理扭曲的数字。很遗憾，他没有。因此，这一切不过是他自己的一种主观臆断罢了。

　　当然，从人类历史来看，刘忠德先生的观点并不孤立。西方大哲柏拉图也有“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的观点。柏拉图在他设想的理想国中不欢迎诗人的理由如下，诗歌尤其是《荷马史诗》有对痛苦等等不良情感的渲染，这不利于培养理想国中青年的坚毅品格。说白了，就是如刘忠德所讲的容易导致心理扭曲。刘忠德先生是否也怀有柏拉图的远大志向，要建立一个没有超女的理想国，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一个没有诗人的理想国从来没有出现过。

　　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欢乐，一个繁荣的文化市场需要不断地给大众提供欢乐。显然，苛刻的柏拉图式的文化独裁政策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正视和解决大众的文化需求需要文化宽容主义，需要我们以“兼容并包”的心态来看待超女带来的影响，这也当然需要对超女的批评，但是，我们不需要不留任何余地的封杀、棒杀，这是明显的不讲道理。固然超女是一种文化舶来品，但是，丰富多彩乃是世界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