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在肝脏禁区弹奏激昂的人生乐章

　　作者：张鹏 袁梦德

　　他是一个不知疲倦、永不停歇的人，虽然已经83岁高龄，却依然奋斗在肝胆外科手术一线上；他是一个勇闯禁区、不懈攀登的人，在50年的肝胆外科生涯里，创造了无数个辉煌和神奇；他情系病人、爱洒患者，在无数个身患绝症的病人眼里，他是穿着军装的活菩萨；他甘为人梯、桃李芬芳，他倾心培养的学生，已经成为我国肝胆外科领域的中坚力量。

　　2006年1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将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发给他，以表彰他为我国肝胆外科学科做出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为我国医学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此前，他于199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先后获得国际肝胆胰协会杰出成就奖，陈嘉庚医学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奖，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和全国“侨界十杰”称号。他就是中科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的开拓者、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教授。

　　“只要拿得动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上，直到我倒下的那一天。”

　　作为一个杰出的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每次走进手术室，都会觉得内心深处无比的清静和放松，并产生莫名的兴奋。对于一个83岁的老人和医院院长来说，这种清静和兴奋是多么难能可贵！

　　2005年12月23日，星期五，上午9点。神采奕奕的吴孟超准时走进手术室。

　　在去手术室的路上，他微笑着和每一个医生护士打招呼。走到更衣室第66号柜子前，他熟练地打开柜门，换上手术服，轻松地走进手术室。

　　洗手是每一个外科医生的必修课。吴孟超像一个刚入门的医生一样，认真地洗手，从手指头、指甲缝开始，一点一点往手臂上洗，然后再从手臂一点一点往下洗，然后再洗上去。几十年来，他一直这样认真地做着进手术室后的第一件事，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与具有强烈传染性的肝病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吴孟超一如往昔的健康。

　　当吴孟超从护士手中接过手术服，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衣服的两边，用力一抖，然后潇洒地抛向空中，在衣服下落的时候，他敏捷而自如地将双手插入袖口，动作流畅自如，一气呵成，像一个魔术大师的表演。

　　再一次消毒之后，他走向手术台。说来也怪，最近几年，他的手平时写字时都颤抖，可一拿起手术刀，则挥洒自如，镇定自若。

　　助手已经打开患者的腹腔，一个巨大的肿瘤正等他切除。肝癌是癌中之王，全世界每年约有100万人患肝癌，而我国就占43%之多。吴孟超从1956年进军肝胆外科以来，一次次闯进肝脏禁区，用手术刀为13600多个病人切除癌肿，创造了世界医学界的无数个奇迹。

　　他熟练地将手伸进患者的腹腔，用敏感而神奇的双手探摸患者的肝脏，确定癌肿的位置。仅在一刻间，他已经用手将肿瘤从肝脏分离，接下来，开始切除肿块。而这种分离，一般的医生用器械还要十几分钟。

　　15分钟后，癌肿被顺利切除。其间，吴孟超一言不发，或低头操作，或抬头思索，不过这一切尽在他的把握之中，他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神情镇定而轻松。“检查出血，准备关腹。”吴孟超轻松地说出走上手术台后的第一句话。这时候，手术已经基本完成。他也开始给助手讲肝癌切除时应该注意的事项，并轻松地开起了玩笑。

　　护士俏皮地说，每一次看吴老手术，都是一种感官上的享受，那是大师的精彩演出。他的弟子说，每一次跟吴老上台，都能学到新的知识，吴老的手总能化腐朽为神奇。吴孟超说：“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上，如果真的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也许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但是，如果我不能保证完成手术的话，也决不再上手术台，因为，我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

　　这就是不知疲倦的吴孟超，除了学术会议和必须处理的公务，他最多的时间是在病房和手术室。只要没有出差和开会，平均每天都有两台手术等着他做。如果哪天没有手术，他也一定会去手术室看一看，转一转，然后心满意足地坐在手术休息室喝上一杯水，享受着无穷的乐趣。回到家，吴孟超雷打不动的习惯是看报纸和电视新闻，《解放军报》、《科技日报》和《健康报》一定要看，而《参考消息》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必须要认真看完的。如果哪天出差，相濡以沫的老伴就把报纸收起来，等他回来再看，正是这个良好的习惯，使83岁的他“耳聪目明”。

　　笔者特意查了一下医院近10年的手术记录，这个精力充沛的老人保持着每年200台以上的手术量，而这还要除掉出差在外的100多天！

　　“如果不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干医生，我可能很有钱，

　　但不会有我的今天。”

　　在吴孟超很小的时候，父亲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马来西亚打工，在那里当割胶工人。1927年，母亲带着当时才5岁的吴孟超漂洋过海去马来西亚投奔父亲。

　　吴孟超是家里的长子，尽管当时生活极为艰苦，父母都支持他读书，他也非常渴望读书。读完小学后，于1937年到了由华人自办的光华中学里读初中。当时学校里来了一个思想进步的老师，经常给吴孟超他们讲国内的抗日形势，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加上那时身在异国他乡，经常遭受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人的欺负，吴孟超那时就建立起一个信念：如果国家强大了，外国人就不敢欺负我们，小日本也打不到我们国内！

　　在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吴孟超和几个同学通过当时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战救国会，给在延安的八路军总部捐了款。想不到的是，竟然收到了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的回信！这让身在异乡的他们激动不已。初中毕业时，吴孟超毅然放弃了父母为他做的去英国读书的安排，和6位同学相约回国去延安抗日。尽管那时他才18岁，但立志报国的理想已经很强烈了。

　　1940年，吴孟超和其他6位同学一起经新加坡、越南，从云南入境回国。在越南西贡海关登岸时，发生了一件让他一生都感到耻辱的事：当时验关的法国殖民主义者要求他们在入关的护照上摁手印，而同时过关的欧美旅客都是签字。吴孟超就跟那个验关的说：“我们会英文，可以用英文签字，为什么不让我们签字却要摁手印？”可恶的法国人对吴孟超吼道：“黄种人签什么字？你们是东亚病夫！”他当时虽然气极了，但也只能屈辱地摁了手印过关。

　　回到云南之后，吴孟超和同学们才发现根本就不知道延安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延安，当时的形势更不允许他们去延安！他们只好在当地上学，吴孟超顺利考上了因战乱迁到云南的同济大学附中。三年的高中生活，经常为躲避日本鬼子的炸弹跑来跑去，这更加坚定了他将来一定要为国家做点事的理想。

　　高中毕业时，吴孟超曾想过报考同济大学工学院，希望能够工业救国，因为他在马来西亚的父亲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割胶工人，他知道一个国家工业不发达就要受外国人的欺负。后来，他的同班同学、现在的老伴吴佩煜说她报考医学院，希望吴孟超也能报医学院，因为学医可以救治很多战场上的伤员，可以更直接地为国出力。于是，吴孟超就和她一起报考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并被顺利录取。这不但成就了一对有情人的爱恋，也改变了吴孟超的一生。

　　在校学习期间，吴孟超幸运地听到了刚从德国回国不久的裘法祖教授的课。裘教授一手流利的手术刀法，从头到脚，人身上每一个部位的手术他都能做，裘教授成了吴孟超的偶像。从那时开始，吴孟超就希望将来能做像裘教授一样的外科医生。但是，在毕业选择职业时，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吴孟超的个子很矮，只有1米62，不论是从传统意义上说，还是从人们的思想观念看，他都不具备一个外科医生的身材。而且，吴孟超大学毕业时外科成绩只有65分，小儿科成绩却是95分，是全班最好的。按当时学校的习惯，他也只能去当小儿科医生，但是，吴孟超一心想当外科医生！

　　吴孟超喜欢外科，他觉得自己的性格适合干外科。当时正值上海解放，吴孟超在中美医院实习时，参加了救治解放军伤员的工作，三天三夜没离开手术室。看到受伤的战士们做好手术包扎后即重返前线战斗，他觉得，干外科救病人立竿见影，解决问题快，更加坚定了毕业时一定要干外科的想法。

　　可是，吴孟超接到的通知是留校到小儿科报到。当时吴孟超向院方提出干外科的要求，负责分配的那个教授却对他说：“你也不看看你的成绩，才刚刚及格，而且，你个子这么小，能做什么外科？”吴孟超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不但要做外科医生，还要做出个样来给你看看！

　　那时候正逢华东人民医院(也就是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的前身)招聘医生，吴孟超前去应聘，在这里碰见了外科主任郑宝琦教授。吴孟超不服输的性格给郑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宽厚的郑教授把吴孟超留了下来，这一留，就留出了一个中国的“肝脏外科之父”。

　　“救治病人如果怕担风险，

　　那么病人只能在医生的摇头与沉默中抱憾离开人世。”

　　吴孟超说，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是衡量一个医生是否具备医生资格的基本标准，医生只有敢于承担风险，才能在救助病人时不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如果一个医生在风险面前过多考虑自己的名利得失，那无数的病人也就可能在医生的犹豫和叹息中抱憾离开人世。医生要用自己的责任心，把病人一个一个背过河。

　　1975年，安徽农民陆本海来到医院求治。当时，他挺着个大肚子，像十月怀胎的孕妇一样，吴孟超为他检查之后确诊为肝脏巨大海绵状血管瘤。之前，陆本海到过多家医院求治，没有人敢为他做手术。当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救治成功率还不到40%。吴孟超在得失取舍面前作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手术不成功，就会影响自己的名声；但是如果不为他手术，那么巨大的血管瘤非常容易破裂，进而导致病人死亡。当自己所要承担的风险与病人的利益冲突的时候，吴孟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那天早上8点，陆本海被推进手术室。开腹、结扎、探摸、检查、切除、缝合、打结……整整12个小时，吴孟超和助手成功地将那个巨大无比的瘤子切掉了。他的助手将切下的瘤子一称，竟然重达18公斤！而这个时候的吴孟超已经被12个小时的高难度手术和精神的高度紧张折磨得筋疲力尽。但是，他并没有回家休息，而是抱着铺盖住进了病房，一住就是一个星期，直到陆本海出院。他要认真观察、记录陆本海术后的各种指征。现在，陆本海还依然健康地生活着！

　　2004年9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湖北女孩王甜甜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找吴孟超求治。这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姑娘中肝叶上长了个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严重压迫第一、二、三肝门，稍有不慎，病人就会因血管破裂大出血而死亡。中肝叶是肝脏禁区中的禁区，很少有人敢涉足这个禁区，强烈的生存欲望让她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找吴孟超教授。在多次讨论和论证之后，吴孟超决定再闯中肝叶禁区，手术切除血管瘤。9月18日，吴孟超带领学生姚晓平教授用了5个小时，成功将瘤体完全切除。

　　时光回到1956年春天，吴孟超还是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外科的住院医生，这时，他已经成了我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教授的得意门生。一天，裘教授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孟超，我国肝脏外科是个空白，如果你真想有所作为，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

　　当晚，吴孟超就一头扎进图书馆，找到了一本由美国人编写的《肝脏外科入门》，并和同事一起将这本20多万字的书翻译了出来，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译著。

　　吴孟超迈出了从事肝胆外科的第一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958年，他和同事胡宏楷、张晓华组成“三人小组”，开始了对肝脏外科的潜心研究，经过四个多月的辛苦努力，灌注出我国第一具结构完整的肝脏血管模型；

　　1960年3月，已经掌握肝脏禁区“密码”的吴孟超，主刀完成了我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打破了中国肝脏外科零的纪录！

　　1961年，他创造了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了手术出血，提高了手术成功率；

　　1963年夏天，他闯入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成功进行中肝叶切除术，这一成功使我国一举迈进国际肝脏外科的前列；

　　1975年，他为安徽农民陆本海切除重达36斤的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肿瘤大小至今还保持着世界纪录；

　　1984年，他成功为一名仅4个月的女婴切除了肝母细胞瘤，创下了世界肝母细胞瘤切除年龄最小的纪录；

　　1993年，他和学生一起成功进行了世界首例腹腔镜下的肝癌切除手术；

　　他通过临床和肝脏生化研究发现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脏术后生化代谢规律”，并据此提出了纠正肝癌术后常见的致命性生化代谢紊乱的新策略；他带领学生开展的肝癌介入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

　　针对肝癌发现时晚期多、肿瘤巨大且不能切除者居多的特点，他提出了巨大肝癌先经综合治疗，待肿瘤缩小后再行手术切除，即“二期手术”的概念，为晚期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途径；针对肝癌手术后复发多，但又缺乏有效治疗的特点，他率先提出“肝癌复发再手术”的观点，显著延长了肝癌患者的生存时间；针对我国肝癌合并肝硬化多，术后极易导致肝功能衰竭的特点，他提出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策略，使肝癌外科的疗效和安全性得到有机统一。

　　付出就有收获。吴孟超带领学生将我国的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6.0%，提升到了80年代的30.6%和90年代以来的48.6%。如今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已经站在了世界肝脏外科的最前沿。

　　“致力医学创新，

　　要在不疑之处质疑。”

　　吴孟超说，只有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才能推动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才能还更多的人以健康。

　　现在我国医学界通行的肝脏“五叶四段”的理论，正是吴孟超“三人小组”在怀疑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发现的。那时候，国内对肝脏解剖学的认识仅限于外国人所说的“五叶六段”理论上。但是，在吴孟超和胡宏楷、张晓华做出100多个肝脏标本后，他们发现中国人的肝脏结构和当时流行的外国理论所说的并不一样，中国人的肝脏结构应当分为“五叶四段”。他坚信，那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人比他还熟悉中国人的肝脏。直到今天，国内沿用的仍是“五叶四段”论。

　　善于捕捉灵感是吴孟超在医学创新中成功的法宝之一。

　　1958年，吴孟超带领肝胆外科的“三人小组”正在为寻找灌注肝脏血管的材料而绞尽脑汁。有一天，广播里忽然传来了我国

　　现在切除肝癌时国内通用的“常温下肝门间歇阻断法”，其实也来自吴孟超的一个灵感。

　　1960年，吴孟超做了国内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虽然手术取得了成功，但是术中病人出血太多。在这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相继做了十几台肝癌手术，由于出血不容易控制，成功率并不高。当时，国际上流行的“低温麻醉法”控制出血效果虽然不错，但是要将病人麻醉后放到冰水里，等体温下降到32度时再行手术，病人很痛苦。那个时候，他已经做了200多具完整的肝脏标本，肝脏的解剖结构已经烂熟于心。

　　一天，吴孟超在关水龙头时突然想到，如果能在肝动脉和门静脉上装一个类似水龙头的闸门开关的话，在手术时将闸门关上，过一段时间再将闸门放开继续手术，既可减少出血，又使肝脏组织不会因缺血而坏死，这样不是很好吗？在经过多次动物实验后，他将这个方法应用于临床，竟然成功了！而且使手术的成功率由原来的75%一下子提高到90%！后来，别人问他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时候，他幽默地说，不过是从自来水公司那里借了一支水龙头罢了。

　　吴孟超说，创新除了要抓住灵感之外，坚持科学的态度十分重要。因为，创新不是想当然，也不是想入非非，那是日复一日的积累，是脚踏实地的摸索。

　　1963年，吴孟超主刀完成了国内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当时，对于中肝叶切除术这个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世界上一些著名的肝脏外科专家也谨慎得很，国内在这个方面更是一个空白。尤其是术中如何处理并保护肝内外重要管道和术后两个肝切面的问题被国际肝脏外科界称作“高压雷区”。做这样的手术除了需要一定的勇气，更需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手术之前，吴孟超在动物房一蹲就是两个多月，先后对30多条杂种犬进行实验观察，直到确认已经达到心中的保险系数，才决定在患者身上实施手术。经过6个多小时紧张的手术，终于成功完成了国内首例中肝叶切除术，他也又一次闯过“禁区”！

　　1982年，日本的一个电影摄制组来医院拍吴孟超的手术。当时很多人担心他们的技术被日本人偷去怎么办？当有人请示吴孟超要不要让日本人进手术室的时候，吴孟超坦然地说让他们拍好了，反正真东西他们拍不走。因为做肝脏手术凭的是手在肝脏上的感觉，而吴孟超的这种感觉是他做了几百具标本、近万例手术积累得到的，所以，日本人扛着摄像机在手术室里拍了整整一个上午，吴孟超手术的神奇之处他们依然不知所然。

　　“病人没有高低贵贱，

　　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对病人的一腔热情和爱心是吴孟超不断创新进取的原动力，也是他作为医学家的魅力所在。

　　吴孟超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只要是他主刀手术的病人，无论什么时候再找到他，他都能想起当年手术的情况。因为，他心里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吴孟超常说，病人没有高低贵贱，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作为医生，没有挑选和应付病人的权力，只有为他们解除病痛的义务。几十年来，冬天查房时，吴孟超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捂热，然后再去接触病人的身体。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之后，他都顺手为他们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并弯腰把鞋子放到他们最容易穿的地方。吴孟超说，这对医生而言仅是举手之劳，却能带给病人很大的温暖。他说，做医生的不能患上“富贵病”，如果连治病救人的医生都嫌贫爱富的话，那整个社会就不可救药了！也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吴孟超对病人都是一视同仁。不管是高级干部也好，海外侨胞也罢；不管是腰缠万贯的大款，还是一文不名的农民，抑或普普通通的士兵，只要找到他，他都会认真诊断。

　　1996年，一个从西北老区来的病人，到上海后还没住下就敲响了吴孟超的家门。吴孟超认真地问了病情、作了诊断，还亲自打电话给他安排住的地方，感动得那个老实的庄稼人泪流满面。

　　1987年，香港有一位叫洪珍兰的女士来到医院找他求治。她当时在香港的一家医院里被诊断为左肝叶肿瘤破裂出血，无法手术且不可救治，存活期最多不过3个月。由于她的病情严重，吴孟超前前后后给她做了5次手术。因为她一个人住院，没有亲人在身边，吴孟超就经常让老伴给她送些好吃的，就连出差在外也会打电话询问她的病情。后来，洪珍兰奇迹般地活了5年多。

　　在吴孟超看来，漠视病人的生命，就是亵渎医生的神圣称号。在吴孟超领导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他不允许有医生敷衍了事，也正因为如此，年轻医生既想让吴孟超查房，又最怕他查房。希望他查房是想多学点知识，怕他查房是因为他近乎苛刻的要求。如果谁把病人的性别写错了、年龄写得前后不一致、职业和家庭住址没写清的话，是一定要挨骂的，而初始诊断记录和病程记录更不允许出半点差错。若粗心犯这样的错误，一定会被吴孟超训得灰头土脸。他常说，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不负责任，那就失去了做医生的基本资格。

　　收受病人红包和拿药品回扣，是吴孟超一直深恶痛绝的事情。他常说，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医生只有治病救人的义务，没有收受红包的权力，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替病人算账。在他手术时，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结扎都是用线而不用专门的器械；平时，他要求医生不用价钱贵的抗生素，做检查时也尽量为病人省钱；如果做B超能解决问题，决不让病人去做CT或者核磁共振；如果他们外带的片子能够诊断清楚，也决不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能为病人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

　　“只有学生超过了老师，

　　才是一个老师的成功。”

　　在我国医学界，吴孟超和他的老师、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教授的师生关系是人所共知的榜样。

　　一个是中国外科之父，一个是中国肝脏之父，两个医学界的泰斗互敬互爱半世纪，肝胆相照五十载。今年已经83岁的吴孟超每个星期都打电话问候老师和师母，其实，裘法祖教授仅比吴孟超年长8岁，但每一次与裘教授见面，吴孟超都是亲自为老师开车门，并小心搀扶着老师。每次去同一个地方开会之前，吴孟超都会先打电话问清楚老师的出发时间，他要求自己一定比老师先到，为的是赶过去迎接老师。有一次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裘法祖教授说：“吴教授的外科水平已经超过了我。”吴孟超教授立即接着说：“如果真的能超过老师，那也是老师培养的结果。”

　　吴孟超对老师是如此这般的尊敬，对学生更是情深意切，宽厚慈爱。

　　2005年初，吴孟超的学生、40多年的工作搭档陈汉教授因病去世，吴孟超痛心不已。在陈汉的遗体前，生性坚强的吴孟超泪如雨下，并亲自为陈汉整理遗容，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沈峰是吴孟超的学生，当年他从美国

　　除了宽厚和慈爱的一面，吴孟超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

　　“会做会说会写”，这“六字诀”是裘法祖先生当年对吴孟超的要求。吴孟超正是深刻领悟并秉承了这“六字诀”的深刻内涵，才成就了今天的辉煌。同时，他也把这“六字诀”作为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会做”就是判断准确，下刀果断，手术成功率高；“会说”就是善于旁征博引，阐述理论，能走上国际讲坛；“会写”就是善于总结经验，著书立说，发表高质量论文。这“六字诀”带给他的成就是：手术精湛娴熟，一气呵成，堪称“神刀”；讲课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四座惊叹；文章概括准确，结构严谨，著作等身。

　　为了让学生真正掌握这“六字诀”的内涵，使他们成为功底深厚、素质全面的外科医生，吴孟超把自己的一切都教给了学生。肝外二科主任王义教授说，他刚到老师手下时，从发展方向到攻关课题，从学习书目到实验研究，从手术方案到如何下刀，吴老无一不是言传身教。施乐华教授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老师在和他第一次谈话时就提出了“六字诀”的基本要求，从拉钩到打结，从下刀到探摸，从切除到缝合，吴老一一细心指导，并鼓励他们大胆动手，不断提高学生做手术，特别是复杂手术的能力，现在的他已经成为我国肝胆外科界知名的专家。吴孟超还常常利用自己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千方百计地把年轻人推上学术交流的讲坛和科研一线。他的学生丛文铭教授在攻读硕士期间，就在厦门召开的全国病理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并获得一等奖；在中华医学会第五届中青年医学学术交流会上，吴孟超带来的8名学生提交的8篇论文全部获奖，其中一等奖和三等奖各3篇，二等奖2篇，成为那次会议上的“团体冠军”。

　　吴孟超认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必须具备严谨、细致和耐心的医风，否则将一事无成。在这方面，吴孟超对学生的要求近乎苛刻。每次查看医嘱记录，他都会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一旦有谁的字写得不工整或数据不对，他都会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训你粗枝大叶，一点也不会给你面子。他常说写病历和给病人看病一样，都要严谨细致，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不耐烦。

　　麻醉科主任俞卫锋教授是吴孟超的得意弟子，这位当年上海市最年轻的麻醉科主任、上海市“银蛇奖”得主多次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先后出版了3本专著，发表了130篇论文，是我国麻醉界年轻的资深专家。他深有感触地说，在学术问题上，吴老的严谨和细致可以用“过分”来形容。对于学生即将外投发表的论文，不管多忙，他都会认真审阅，对一些言过其实的提法和描述，他会坚决要求你修正或删掉。因为，吴老常挂在嘴边的有一句话：医学是来不得一点虚假的。

　　综合二科主任胡和平教授真正继承了老师耐心的作风。笔者亲眼看到过胡教授在专家门诊时接待一个农村老人的情景：一个患晚期肝癌的老人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拿出一大叠各种各样的检查单，向胡教授咨询该怎样保养和治疗。胡教授用了整整40分钟的时间耐心地给老人解答，直到老人感激地离去。胡和平说，我们要像吴老一样对每一个病人都有足够的耐心，这样即使不能挽救病人的生命，也让他们对生活充满希望！

　　五十年播桃种李，半世纪芬芳满园。吴孟超教授培养出来的78名硕士生， 56名博士生和博士后，绝大多数已成为我国肝脏外科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其中1人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8 人次获得中国青年科学家称号、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总后勤部科技金、银、新星、中国有突出贡献博士、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上海市科技精英等荣誉，可谓是桃李芬芳。吴孟超总是说，他希望学生们能更有出息，因为只有学生超过了老师，才是一个老师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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