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随想录》出版前后

　　(文/胡德培)

　　巴金的最后一部著作《随想录》，在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开始的那些年月，曾经风靡海内外，影响至为深远。

　　这部著作，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一种思想的高峰，一代作家的精神指南，也是那个

时期志士仁人的智慧结晶。因此，在中国文坛乃至整个社会上普遍认为，这是继上个世纪前半期创作《家》、《春》、《秋》等代表作而闻名于世之后，巴金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这部著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大而久远的意义和特殊的价值。

　　在巴金《随想录》写作、发表和出版的前前后后，我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现当代文学编辑至编辑室主任的工作，并且不止一次地拜访过巴金，直接接触和了解到一些情况。今天回想起来，其中一些事情，实在耐人寻味和思索。

　　一

　　1986年6月19日，巴金写作《二十年前》这篇文章时说：“‘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的一件大事，忘记不了……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我当时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做人的权利。”

　　正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巴金的朋友、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作家、翻译家，如叶以群、老舍、傅雷……一个个被逼致死。比他小13岁的爱妻萧珊也因患癌症得不到及时救治而英年早逝。“文革”十年成了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一重提就“叫人心痛肠断的往事”。

　　巴金在1986年7月29日《随想录》最后一篇《后记》中说：“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同时，巴金在《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后记》中也曾十分坦诚地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

　　总括来说，促动巴金年老多病仍然坚持八年写出150篇《随想录》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一、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丧失做人的权利的噩梦般的经历和遭遇；二、许多亲朋好友以至爱妻非正常死亡，过早地离他而去；三、进入老年后，对社会、历史深刻的反思。怀着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的爱，希望将来不再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东风的吹拂和鼓舞下，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坚持讲出自己心里的真话，偿还积蓄在心灵上的欠债。

　　二

　　1978年12月1日，早已迈过古稀之年的巴金，开始了有周密计划的《随想录》的写作。

　　早在1977年巴金就连续写出了《一封信》、《第二次解放》等散文，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这些文章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密切关注。其中，有一位特别关注他的先生名叫潘际 ，那是早在1945年就与他认识并曾密切合作过的朋友。

　　不久，潘先生离开了下放劳动的北京市自来水公司，重新回到香港《大公报》主编副刊《大公园》。很快，他就给巴金写信约稿。巴金为其写了《谈〈望乡〉》、《再谈〈望乡〉》两篇文章。

　　巴金当时还在努力完成自己的一个夙愿：翻译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巴金多年来深爱这部作品。此时，他从赫尔岑这部作品的内容及题目上受到启示，又看到《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常发专栏文章，便想以《随想录》作为专栏题目连续写作发表。潘际 得知巴金的想法当然非常高兴，立刻表示同意。于是，两位老朋友亲密合作，巴金《随想录》专栏的文章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一篇接着一篇地刊载问世了。

　　当巴金的《随想录》写作并发表已有30篇，第一集在1979年8月11日刚刚编成，准备先在香港出版的时候，我奉命出差宁沪组稿，接受社长严文井等领导的委托，在上海巴金的家里第一次正式拜访了他。

　　我是9月24日从苏州抵达上海的，住在上海出版局招待所。26日，我到巨鹿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在同楼的《收获》编辑部里见到巴老的女儿李小林，我向她表示想去看望巴老。她电话联系好以后，我即去了武康路巴老的家里。

　　“文革”前，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文艺报》编辑部工作，曾多次见过巴金。就在一年前，巴金来北京出席中国文联理事扩大会，我是大会宣传组工作人员，在宾馆里也看望过他。巴金待人温和、诚恳，性格坚定、刚强，不健谈，但很务实并且办事认真，这些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家庭拜访，也没有什么客套话。我向他转达了严文井、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等同志的问候，并说明约稿的意图后，他就和我直截了当地谈到自己的计划和想法。主要谈了三个方面：一是我们约他写出国访问的散文，他准备写好后，在10月底到北京出席第四次文代会时带去。二是他准备写两部长篇小说，第一部已开始写，争取1980年写完。他颇为激动地说：“我要写出来，即使现在不能出版，等我死了以后再出。但我要讲真话。”我反复说道：文井、君宜同志都特别嘱咐过，小说写好请一定给我们出版。他轻轻地点着头：等写完再说。三是他着重谈到《随想录》的写作计划，准备写5本，30篇一本，大约一年一本，写到80岁。他答应每年编出一集，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两地同时印行。

　　巴老写作《随想录》的坚定决心和充沛感情，他的博大胸怀和深沉的爱，在这次亲切的交谈中都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们社里很快拿到了巴金《随想录》第一集，并于1980年6月正式出版。

　　三

　　一石击起千层浪。

　　巴金几十篇《随想录》的连续发表和香港、北京两地的相继出版，立刻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强烈反响，有热烈肯定的赞誉之声，也有不少批评与议论之语。

　　巴金身边工作人员陆正伟著文说：“在《大公报》上连载才十多篇时，就有各类叽叽喳喳声传入了他的耳中，有人说巴老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有朋友从北京来信告诉：有人要对他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说他坚持‘不同政见’……”(见《<随想录>的发表与潘际 》)

　　巴金在《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后记》中也提到过：“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大家讲，就是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

　　年老多病的巴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着《随想录》的艰苦写作，并坚持一篇一篇地奉献给读者。同时，1981年上半年，他还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下半年又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出席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国不久，12月中旬，他本来患有帕金森等疾病，又加上感冒，身体多有不适。但是，为了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会议，他还是让女儿李小林陪同，急忙赶到了北京。

　　那是12月17日的上午，北京正下着茫茫大雪。我和社里当时的副总编辑屠岸及《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季涤尘一道，带着刚刚出版的《随想录》第二集压膜本新书去看他。他当时住在东城区北新桥三条华侨饭店131房间。

　　我们进到巴老的房间，他在女儿的扶持下缓缓地站起来欢迎我们。他感冒还未痊愈，更显消瘦而憔悴，但他精神尚好。他看到我们带去的新书，一边翻开书页，一边兴奋地说：“我还有九本书，都还要想办法完成。”说话时声音响亮，充满自信。我看着这位已满77岁高龄、人们尊敬的老作家，此时他的满头银发恰与窗外的皑皑大雪相映生辉

　　《随想录》的责编问起第三集的进展情况，巴老的语调有些沉缓下来，看似平静又颇不平静地说起前不久的遭遇。原来写完第72篇《怀念鲁迅先生》(7月底)，寄到香港《大公报》，当时副刊主编潘际 在北京，而在香港的负责人听到北京某个大人物一个讲话，大人物主张不要写“文化大革命”，于是，那位负责人便自做主张把“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去了，甚至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

　　文章被删改时，巴老正在国外访问。回国后，听到朋友说起，他才知道被“指令”删除的事。巴老对此事感到非常愤慨，决定搁笔，停止写作《随想录》，对无理删改表示抗议。他一连写了三封信，寄给香港的潘际 ，说：“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并严正指出：“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同时表示“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巴老将文章在9月25日上海出版的《收获》第5期上原文刊出，并于11月下旬奋笔写出随笔第73篇《“鹰的歌”》(当时未在报刊发表，后来收入《随想录》第三集)。他如实记述了有关情况，并且说：“读完被删削后的自己的文章，我半天讲不出话，我疑心在做梦，又好像让人迎头打了一拳。”——好像“文革”十年似的？！巴老同时还写道：“删削当然不会使我沉默。鲁迅先生不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还要继续发表我的‘随想’。”他仍然一篇接一篇地奋力写下去，像高尔基小说中的“鹰”一样，“胸口受伤，羽毛带血”依然勇敢、坚强地展翅飞翔，那高飞的鹰“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

　　我们见到巴老时，他刚写完《“鹰的歌”》不久，显然，巴老经过反复思考，已经有了成熟而冷静的想法，对于继续完成《随想录》的计划也有了新的打算。因此，当时他相当平静地对我们谈到文章被删的事情：“这也难怪他们。他们听到什么人说过些什么，害怕出麻烦，所以删掉了。其实可以不必删的。《收获》后来发表就没有删嘛。”言谈间，巴老对具体经手人的为难之处是理解的。

　　在这次拜访巴金之后，我再次认真阅读了我社已出版的《随想录》第一、二集。我被巴老的人格力量和他那年老体衰仍顽强战斗、坚持真理的精神深深感动。我用了几天时间疾笔抒写了一篇“访巴金随笔”：《“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送给广州的报纸发表。文章真诚地写下了我对《随想录》及巴老真金一般美好而纯洁的心灵，及他对人民对祖国的伟大、崇高精神的衷心赞美和肯定。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潘际炯还是同过去一样，继续向巴老索稿。巴老一贯看重友情。此时，一方面碍于友情，一方面也为了保持住这个战斗的场地，到1982年初他又陆续给潘先生寄去《随想录》后面的文字。这又一次表明巴老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人格。

　　种种的干扰与病痛，意外的摔伤骨折和疾病必需的手术等等，使这位耄耋老人在接连不断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手越来越抖，写字越来越吃力，但他仍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和勇敢的精神，经历7年零8个月(1978.12.1—1986.7.29)的日日夜夜，圆满完成了共五集《随想录》的写作。

　　由于巴金文章中不断涉及一些在当时现实生活中相当敏感的话题，如“文化大革命”，如赵丹“遗言”，如“无为而治”等等，社会上曾议论纷纷。在某些极左思想影响下，一些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也在一定范围内发生过或大或小的风波。因此，《随想录》在北京出版时，具体经手的编辑不免要将有关问题提请领导再慎重考虑考虑。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负责人严文井非常明确地表示：“巴老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出。巴老不改，我们也一个字不改。”从而使这部具有划时代价值和意义的《随想录》得以以其本来面目出版。

　　四

　　巴金的《随想录》迅速地被翻译成了多种外国文字，在不久的时间里，就显示出讲真话的无比威力。它那强大的震撼力真是难以估量。在整个中国以至整个世界，尤其是在知识界、文艺界，真似在人们大脑里、心灵里爆发了热核反应。几年间，在各种报刊、各种集会上，各界人士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论观点。在此仅举数例加以说明。

　　前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顾委委员、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张光年说：《随想录》“文章虽短，分量很重。我读时，深感到它语重心长，真是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他是在剖析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当代的中外读者和后代子孙，要想知道十年浩劫之后，新中国历史的转换关头，我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中国作家的领袖人物在想些什么，日夜揪心地思索些什么，可以从这些文章里得到领悟。我们珍视这些文章，因为这是巴金同志人格的体现，是巴金晚年最可贵的贡献。”

　　前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说：“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不仅仅是揭了疮疤，而且，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公民的责任感、道德感，如果我们都有了这种责任感，国家的希望就在这上边。”

　　前《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著名文艺评论家冯牧说：“总称《随想录》的五本散文集，我认为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一部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是十年文学中的具有文献价值、思想价值、艺术价值的重要的著作。我认为，这是一本反映了时代声音的大书……这部巨著在现代文学史上，可与鲁迅先生晚年的杂文相并比。”

　　前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著名文艺评论家唐达成说：《随想录》是“充满智慧，充满真知灼见的大书，一本饱含人间至情的大书”，“是一代文学大师的正直的灵魂和时代的良心”。

　　前中央文史馆馆长，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萧乾说：“《随想录》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品种，展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内容”，“比《家》、《春》、《秋》的时代意义更为伟大”。

　　恰如海内外许多人所共同认识并称道的：巴金的一生，是以一颗赤子之心，运用手中的笔，为祖国为人民奉献出赤诚、良知、智慧与真情，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文学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他以真诚见证历史，以文学跨越国界。他是文苑的宗师、时代的巨匠。他把整个身心交给了人民，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从“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到《随想录》以至《巴金全集》26卷，他所创造的文明财富以及他的崇高精神和品格，不仅属于中国人民，而且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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