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海滨邹鲁 鸿儒聚舫

　　作者：林伟荦

　　“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是世人对泉州的一种赞誉。泉州，古称刺桐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劳动生息。“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晋人的大批南迁，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和文化，促进泉州进一步发展。自唐建中初年常衮任福建观察使，设乡校，建文庙，并且亲加诱导，泉州的教育十分兴盛

，并获得长足的发展，“家诗书而户弦诵”，“泉郡学甲于天下”。泉州自唐至清，不仅中科第者数以千计，群英荟萃，还出现了三世进士、父子进士、祖孙进士和兄弟进士等许多极不寻常的现象。宋元时期，享有“海上丝绸之路”美称的泉州港已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海港之一，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曾呈现出“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盛极一时的海外交通，带来了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诸种文化，与西晋末年“衣冠南渡”而后在泉州大地上传播、发育的中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聚集了灿若繁星的文化名人，正所谓：海滨邹鲁，鸿儒聚舫。

　　最早对泉州文化产生影响的人物，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泉州进士欧阳詹。欧阳詹，字行周，晋江潘湖人，曾任国子监四门助教，人称“欧阳四门先生”。欧阳詹少时聪明颖慧，不喜与孩童嬉戏，只爱读书、吟诗作赋。他喜爱家乡的山水，常常到幽静的水滨岩畔诵读诗书，所以，在晋江潘湖、泉州清源山，南安高盖山等地都留下了他读书的足迹。由于欧阳詹勤奋学习，见解独特，其学业大进。贞元8年(公元792年)，他到长安赴考，“五试于礼部”，以第二名的好成绩与贾棱、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等诸名士联第同榜，开闽中甲第之始。这期考试的主考是素享盛名的翰林学士陆贽，他要求十分严格，所取之士，皆为当时的才俊硕彦，时称龙虎榜进士。泉州士子对此感到莫大的荣耀，受到极大鼓舞。自此之后，“三十年内，文星在闽，东堂桂枝，折无虚岁”，人才辈出。所以，欧阳詹对福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故而朱熹在题欧阳祠堂时称道：“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授国子监四门助教，打破泉人不愿到中原入仕宦之天荒，而且在其任内极力举荐英才。那时同是“志在古文”的好友韩愈只当徐州别驾，他便率领生员伏阙上书，力荐韩愈担任超越助教的国子监博士。事虽不成，但可见他对韩愈的推崇。泉州举子徐晦首次赴考落第，欧阳詹恐他意志消沉，便写诗勉励他“大器当晚成”。受此鼓舞，徐晦锐意进取，于翌年考取第一名，当了福建观察使。人们都说：“唐自置助教高官以来，善举其职者，无逾于詹。”可惜欧阳詹的大才未展，尚未在文学和教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在年富心雄的40多岁便客死长安了。对欧阳詹的英年早逝，亲朋师友都很悲恸，特别是韩愈，哀叹他“不显于前”，又恐“泯灭之后”，满怀深情地写了《欧阳生哀辞》，表示沉痛的哀悼。泉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在被誉为“八闽第一街”的状元街特设“四门学士”的牌坊。

　　欧阳詹之后，泉州出了一位书法大家，蔡襄。他与苏轼、黄庭坚、米芾一起，人称“宋四家”。其书法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浑厚端庄，雄伟遒丽。工正、行、草、隶书，又能飞白书，尝以散笔作草书，称为“散草”或“飞草”。世人评蔡襄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但在泉州人眼中，蔡襄最出名的不是他的书法，而是他主持修建了洛阳桥。

　　洛阳桥是我国现存的第一座海港梁式大石桥，它被誉为“海内第一桥”和“天下第一桥”，与赵州桥等并列中国四大著名古桥。洛阳桥的修建有一段美丽的神话。传说在蔡襄出世以前，他的母亲因为半渡遇险，曾许下如生子令其建造大桥的愿。蔡襄金榜题名后，担任泉州太守，一心想造洛阳桥。但是要造洛阳桥，钱是最关键的。蔡襄正烦恼时，南海观音正好驾云路过泉州，得知蔡襄造桥欠钱，便化身为倾国倾城的妙龄少女，伫立在洛阳江里一条船的船头，许诺谁能用钱掷到她，她就嫁给谁。此事一时传遍洛阳江南北，泉州城内外。许多富商巨贾、官家子弟以及一些市民都纷纷前来参与。一连三日，洛阳江边人山人海，可就是没人掷中。观音将钱从水里、船里收起，化入泉州府库，让蔡襄造洛阳桥用。本来三日功德圆满，观音菩萨准备回南海，谁知又节外生枝。此时，八仙中的吕洞宾也正好来泉州，看到观音化身美女筹钱，就想捉弄她一番。于是，他唆使一个卖菜的小贩去试，自己在旁边偷偷地施法力，钱直飞江船，无偏无倚，刚好落在观音身上。观音一时大意，被人投中，心中一动，知道是吕洞宾搞的鬼。而那小贩则兴奋地向江中跑去。这时观音将手一指，那小贩由向前冲变成向后退，一直退到一堵石壁上，化作一尊仙佛，人称泗水佛，永远朝壁，与观音相对视。吕洞宾知道玩笑开过火了，便化作清风，溜之大吉。

　　至此，钱也筹够了，可以开始筑桥了。但此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难题：洛阳江水深浪大，如何建造桥基？蔡襄为此而日夜发愁。一天，他突然梦见观音指点他向海龙王求助。蔡襄一觉醒来，十分惊奇，问手下衙吏：“谁人下得海？”一个衙吏误以为老爷叫他，随即答道：“小人夏得海。”于是蔡襄派他给海神送公文。夏得海知道此去必无回，便买了一大壶酒，在海滩喝得大醉，想让潮水卷走了事。哪知酒醒后，黄色的公文变成了红色，连忙赶回来交差。蔡襄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个“醋”字。蔡襄冥思苦想，终于领悟了海龙王的意思，于当月廿一日酉时动工，果然此时海潮退落，三天三夜不涨潮，筏形桥基终于顺利砌成。所谓筏形桥基是指沿着桥梁中轴线的水底抛置大量石块，形成一条连结江底的矮石埕作桥基，然后在上面建桥墩。这种建造方式对中国乃至世界造桥科学都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为了巩固桥基，在桥下养殖了大量的牡蛎，巧妙地利用了牡蛎外壳附着力强，繁生速度快的特点，把桥基和桥墩牢固地胶结成一个整体，这是世界造桥史上别出心裁的“种蛎固基法”，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把生物学应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显示了我们先民建桥的非凡才智。洛阳桥建成后，蔡襄亲自撰写《万安渡石桥记》，刻碑立在左岸。此碑文章简约，书法遒劲，镌刻传神，被誉为“三绝”。为了感谢蔡襄，人们在洛阳桥南建了一座蔡襄祠以纪念他为家乡人民所做的贡献。

　　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朱熹到泉州府同安县任主簿。五年间，常在泉州一带讲学、游赏。由于景仰欧阳詹，常莅祀欧阳詹的不二祠。绍兴二十八年，朱熹在此种竹建亭，讲学其中，自题“小山丛竹”以为亭额，书院因而取名“小山丛竹书院”。现存有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通判徐之霖重建“小山丛竹”石坊表一座，辉绿岩坊额嵌于花岗岩横梁，正面刻朱熹墨迹“小山丛竹”。1925年，这里另辟“温陵养老院”在其侧，为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圆寂之处。此处聚集了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三个历史文物古迹。此外，朱熹还到泉山书院、石井书院、九日山等地讲学与游历，传播理学的种子，使泉南海滨成为传统理学的重要基地之一。因此，泉州人一直对其是“朱子过化之区”而津津乐道。在其后相继出现了真德秀、蔡清、林希元、苏 等一大批理学大师，故当时有“天下言易者，首推晋江”之说。

　　至今，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的一副对联上还记录着朱熹对泉州的评价：“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此地古称佛国”这种现象在泉州倒是容易看到，因为以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三大寺庙为首的泉州佛教寺庙林立，香火至今十分鼎盛。而“满街皆是圣人”，有些人却不以为意。其实，朱熹这副对联，不只是上联肯定了泉州佛教文化之盛，更重要的是在下联，肯定泉州“满街皆是圣人”。在古代的泉州，儒生之多，成就之大，造诣之深，是一个很独特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根据傅金星先生的《泉贤著作述评》一书，唐代泉人著作，“有志足征者有二十多集”，宋代泉人著作“不完全统计，有412集，2200多卷”。这些宏富的著作，确实足证泉州文化积淀之深厚。单就明代泉州人论易著作就不下百部，以蔡清为首的易学大师和清源学派，出现了清源二十八宿，可谓文星灿烂了。所以，泉州又被称为“海滨邹鲁”，即海滨的孔孟之乡。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还是泉州刻印行业的祖师爷。相传洪荣山原为朱熹同乡好友，曾随朱熹学习金石雕刻手艺，颇有成就。后来朱熹到泉州为官讲学，把洪荣山带到泉州，从事刻印业，因此成为泉州刻印业的一世祖。其实，刻印业(古代主要是刻印书籍)与文化、教育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朱熹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故把朱熹奉为当地刻印业的祖师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同时，明代的泉州却出现了以“叛逆”著称的大思想家李贽。李贽，字卓吾，号宏甫，又号温陵居士。李贽出生在一个回教徒的市民家族，原籍河南，姓林，元朝以后迁来福建。三世祖因反对封建礼教，得罪林姓御史，被扣上“谋反”罪名，为避祸改姓李。1552年，李贽中举人后，便在他乡漂泊四十多年，期间只回过两次家。尽管如此，他对家乡的人民和一草一木却充满了感情。第一次回泉州时，正值倭寇围城，因府衙无力，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生灵将遭涂炭，地方官吏却乱作一团，束手待毙。李贽挺身而出，掣剑在手，“率其北若侄，登陴击柝，为城守备”。泉州城被围数月，粮源即将断绝，粮价“斗斛十千”也无处买。虽然李贽家也是“几无自活”，但他牵挂的是家乡的百姓。于是，他动员家中女眷变卖金饰，拯济民众，慰劳士兵。城中官兵士气大振，坚持到俞大猷、戚继光挥师南下，驱逐倭寇。

　　如此好官选择的却是一条叛逆的道路。作为封建社会的叛逆，李贽一生的不得志便成了他的宿命。在二十多年的宦游生涯中，李贽看到的是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接触到的是那些昏官、迂儒和假道学先生，与他们格格不入。他深恶痛绝假道学，决意不同流合污，便辞官归隐，致力治学。李贽生活在明代中后期，这正是封建社会的末叶，资本主义已经破土萌芽，新的市民阶层正在发展成长。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李贽十分关心时代的发展变化。然而，我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都是独尊儒术，排斥百家。儒家的经典成了人们行为的规范，很少有人敢于对禁锢人们思想的儒学提出质疑。李贽的光辉思想，在于他反对封建等级和封建束缚。他公开以“异端”自居，把矛头指向程朱理学，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只是当时弟子的随笔记录，并非“万世之至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尧舜同普通人是一样的，圣人同凡人是一样的，圣人的所作所为，同凡人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这种平等观否定了封建等级，否定了封建特权，抬高了劳动人民的地位。每一个人都是现成的圣人，什么忠孝节义，都是假装出来的。只有“饥来吃饭困来眠”才是最自然的，才是真正的“道”。种地，做生意，一切谋生的活动，都是最浅近、最通俗的事，都是普通人的物质利益。他又主张自由、自治，反对封建的礼教、政治和法律的束缚。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个性，应该让个性得到发展，使每个人都得到适当的安排，这才是合理的。他提出应该“因人而治”、“人人自治”，用不着封建社会的礼教、政治和法律，这些是人为的，外加的，不合理的，应该抛弃它。可见，李贽的这种自由观，目的就在反对封建社会的种种束缚和压迫，维护人民的生活自由，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对明、清两代及“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这些思想，有如封建社会暗夜里的一颗璀璨明珠，因此，敢于向封建卫道士挑战的李贽终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神宗皇帝下令把他逮捕起来，关在通州监狱，并将他的著作全部烧掉，不准存留。李贽入狱后，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于是愤而以剃刀自刎，终年76岁。他以死抗争到底，结束了他坎坷悲惨的一生，也给历史留下悲壮的一页。

　　李贽思想的影响虽然深远，但并未动摇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在清代，泉州又出现了一位理学大师李光地。李光地，字晋卿，号厚庵、榕村，湖头人，生于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中进士，进翰林，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李光地的一生最精炼的概括是：辅弼帝业，清勤谨慎，始终如一。

　　据载，“三藩之乱”发生后，国家处于分裂的严重关头，李光地派人冒险上京，进献蜡丸密疏，献策平定耿精忠在福建的叛乱。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清圣祖玄烨因平定“三藩之乱”，又逢29岁生日，迷信的康熙决定提前做寿诞。快马传消息至安溪，李光地和堂兄李光斗、叔叔李日煜商量如何为“升平嘉宴”增辉添彩。当时湖头山高水险，林密虎多，山寨大王也不少，百姓生活极艰难，实在无物上贺。李光地童年时曾被永春帽顶寨大王林日胜捉上山寨，被安溪县城东岳庙和尚德辉禅师救出。未回家前，李光地在东岳庙学过做米粉。此时，李光地忽然想到，湖头泉水制作的米粉，口感柔韧细腻，不如把米粉做成粗条再晒干好带上朝去，到时自己还可当众表演吃法。堂兄和叔叔都说如此甚好，但北方人喜食干食，御前亦难汤水淋漓，建议带上湖头的笋丝香菇同炒，味道更可显得与众不同。这样，李光地把湖头米粉变成了贡品。他将肉丝、虾仁、香菇炒熟，肉骨汤适量和米粉入锅油炒翻动，快速提锅倒入瓷盘，谁知这道炒米粉竟成为康熙帝“升平嘉宴”中宴请大臣、翰林和功臣的特色美味。

　　李光地为官期间，政绩显著，贡献巨大，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授权李光地治理永定河事宜。李光地严密规划组织，划界承包，专人负责。他乘船驻柳岔口，每天巡视工地，督促指挥。百姓起初不解其意，消极怠工，甚至口出怨言。李光地即召集父老民众，说明修建永定河水利工程功在国家，利泽百姓，从而调动起民工的积极性。原定一年完成的工程，四十天就竣工了。康熙帝亲自巡视工程，为表彰李光地的功绩，特颁赐诗、字，并御书“夙志澄清”匾额。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再赐李光地“夹辅高风”御匾。“夹辅”，意即左右辅佐；“高风”指李光地德才兼优，品格高尚。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帝在热河又赐李光地“谟明弼谐”御匾，以褒扬他“计谟明智，抉弼和谐”。

　　李光地的故居有新旧衙两处，相距不足百米，均建于清初。新衙又名相府，位于湖头街右侧，穿斗式建筑，五进双护屋，东西巷，四周环筑围墙，各进挂有康熙皇帝等题写的匾额和对联；旧衙位于湖头街左侧。大门的对联尤为引人注目：上联“绮罗日暖将军府”，言该屋乃宁海将军所赠；下联“弦管春深宰相家”，反映清代南音在湖头的盛行。相传，李光地曾带家乡南管艺人晋京为康熙皇帝演奏，幽雅的古韵使康熙龙颜大悦，赐给他们“御前清客”的雅号，并送“护凉伞”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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