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一身 荣辱一生的铁血沙龙

　　作者：蔡布卓 左征

　　1928年2月27日，阿里尔·沙龙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10英里外沙龙河谷中的一个犹太农民家庭。父亲塞缪尔·施因纳曼和母亲维拉·施因纳曼都是俄罗斯移民。

　　沙龙的父母都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父亲塞缪尔脾气暴烈，非常专制，喜欢靠

拳头解决问题。夫妇俩对女儿赫迪塔和儿子沙龙管教严格，很小就要他们参与生产劳动，并舍得花钱让孩子们学习知识。与此同时，幼小的沙龙也被灌输了大量强硬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强权生存理念，这对沙龙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42年10月，14岁的沙龙就加入了犹太青年准军事组织“加德纳”。同年，沙龙开始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到1947年，沙龙已经担任了犹太人地下武装组织“哈加纳”的教导员。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20岁的沙龙已经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排长。1953年，从希伯来大学毕业后重回部队的沙龙在新组建的101“反恐”特种部队中担任了指挥官。

　　同年10月，出于报复心理，沙龙率领101部队袭击了位于约旦河西岸约旦控制区内的凯比亚村，杀死了七十余名巴勒斯坦平民，其中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次屠杀行动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为沙龙“赢”得了“屠夫”的称号。

　　1956年，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沙龙担任了由890伞兵营扩编成的202空降旅旅长。

　　一战成名

　　在不断的战斗锤炼中，沙龙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官。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方面称其为西奈战役)中的西奈作战，使得沙龙一战成名。

　　1956年10月29日，英、法、以三国以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和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运河与蒂朗海峡为由，发动了蓄谋已久的苏伊士运河战争。

　　战前，以军总参谋部意图全歼驻西奈的埃军。他们计划使用少量部队深入敌后，占领西奈半岛的米特拉山口，切断埃军运河两岸的联系。以军主力进而分四路东进，突入西奈，对运河西岸的埃军达成合围，力求于一周内夺取整个西奈半岛。

　　米特拉山口位于西奈半岛中部西侧，靠近苏伊士运河，此处向西越过运河距苏伊士城66公里，向东最近处距以色列边境174公里。山口扼守着西奈半岛上东西走向的公路。只要夺取并扼守此地，便能阻断山口以东埃军的后撤，还能阻断运河以西埃军的东进增援。

　　202空降旅被选为深入敌后的作战单位，此时的沙龙以上校军衔任职202旅旅长。其时，以色列空运空投能力严重不足，无法将202旅的全部兵力空运到目标地。因此，202旅做出了这样的作战计划：以第890营作为先头部队，在法国空军的支援下，伞降空投到米特拉山口以东4公里的帕克纪念碑处，取得支撑点。约6个营的主力则在旅长沙龙的率领下，从以约边境出发穿插直入300余公里(其中有200公里在敌后)，接应890营。合兵一处后，就地展开，切断埃军退路，达成总参谋部确定的战役目标。

　　无论是以军总参谋部的战役设想，还是202旅的具体作战计划，都十分大胆。计划虽然周密，但是没人能够预想部队在深入敌后时会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实施这个计划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这个作战构想得以实现，不仅埃及在西奈的驻军将被大部围歼，并且将使色列在埃以两军的对垒中，建立起足够的战略纵深，改善以军的劣势地位。

　　实战中，无论是202旅还是沙龙本人的表现，都比事先计划的更出色。

　　空中一路，890营伞降落地后，虽然如预期的实现了战术上的突然性，但埃军对战略要地可能遭到的突袭有所预见，因而在此集结了足够的防守兵力。890营在降落地遭遇到了数量上3倍于己的埃军的顽强反击，运河西岸的埃军也做出了反应，两营增援部队迅速渡过运河，进一步对890营施加压力。可以说，890营一落地就处于险恶境地，不得不陷入保全自己的苦战。

　　旅的主力部队并不比先头部队轻松多少。他们一路奔袭，在经历了28个小时不停息的战斗和行军，并击溃了多处埃军的防御和阻截后，历尽艰辛自东向西，横贯几乎整个西奈半岛，于10月30日22:30与890营会合。

　　会合使得战役目标的实现露出一线曙光。此时，890营已伤亡1/3，202旅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按照任务要求，202旅只需守住现有阵地，即可切断西奈埃军退路。但次日午时，在初步稳固了现有阵地后，沙龙指挥部队夺取山口。出乎沙龙意料的是，埃军在山口守备的部队早以5个连的兵力设下了伏击圈套，结果导致202旅先头攻击部队陷入重围，在付出了伤亡近一个连的代价后，才攻克了米特拉山口。

　　202旅夺取山口后，西奈中部和南部埃军陷入了以军的合围之中，战场态势一下子明朗了起来。以军主力分四路杀进西奈半岛，自东向西席卷而来。陷入重围的埃及官兵，整连整营地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故事到此并未结束，202旅再度出击。他们再以一个营的兵力空投伞降至西奈半岛西南端、红海岸边的埃·图尔空军基地。其余旅的主力部队则从陆地进军，连克Ras Sudar等埃军防御要地后，与先头空降部队会合。随后202旅挥师沿红海海岸再向东南，攻克了西奈半岛最南端的沙姆沙伊赫，于11月3日与从东面赶来的第10步兵旅形成了对半岛南部残余埃军的钳形合围。著名的西奈战役以以军的胜利宣告结束。至此，以沙龙和202伞兵旅为主要角色的一场经典的、多兵种合成的运动战落下了帷幕。

　　由于出击山口的行动没有事先得到以军总参谋部的批准，而且付出的代价也较大，沙龙在战后备受非议，本·古里安和达扬为有个交代，不得不忍痛割爱，罢免了沙龙的旅长职务。尽管如此，这场战役仍被世界各国军事专家视为经典战例，并被写进了全世界的军事教材。世界战争史中，开始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阿里尔·沙龙。

　　由于这次战争是对埃及赤裸裸的侵略，加之美苏两国对英法两国在中东动武心存芥蒂，因此，国际社会进行了干预。以色列在取得了通过蒂朗海峡的航行权后，于1957年3月撤离加沙地区和西奈半岛。总体上说，以军在这次战争中军事上的成功，并没有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战役上的胜利，也并没有明显改善战略上的地位。

　　而一战成名的沙龙，尽管受到处分，却由此一发不可收。

　　被神化了的铁血将军

　　为了一举摧毁纳赛尔构建的军事力量，由以色列发动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在1967年6月5日打响。开战前，为了迷惑埃军，达扬下达了士兵休假令，并允许记者参观兵营和采访。而达扬和已担任总参谋部训练部长的沙龙却等纳赛尔受到麻痹时精心选择了空袭时间。

　　经过精心计算、侦察，6月5日上午8点多，以军196架飞机采用超低空飞行进入埃及上空，迅速炸毁了埃军近200架飞机。失去了制空权的埃军立即陷入被动局面。此时，沙龙率陆军迅速从中路进攻，他熟练运用多年积累的理论和实战经验，发挥步兵、坦克兵协同作战优势，以伤120人、亡40人的代价，歼灭埃军一千多人，只用4天时间就占领了西奈半岛。随即他又临阵受命指挥基普里装甲旅与埃军步兵旅展开了激战。

　　这一仗仅仅打了六天，史称“六日战争”或“六五战争”。以军占领了加沙地带、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共6.5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扩张三倍，大大增加了后来和谈中讨价还价的筹码。沙龙成了战功显赫功不可没的国家英雄。占领西奈半岛全境这个收获意味着以色列获得了必要的战略纵深，国家安全将不再是一句空话。

　　战后，哈伊姆·巴列夫取代伊扎克·拉宾将军继任以军参谋长。他提出要沿苏伊士运河建造长达160公里的防御筑垒，这个计划被称为“巴列夫防线”。

　　沙龙认为，对于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家和中东地区特定的战场条件来讲，现代化战争中的战场主动权在于武装力量的战略机动投放、战役之间的目标协同与战术上的杀伤力配合，而不在于依靠貌似强大的筑垒。以色列国防军内部一些老军官仍然抱着30年代乃至20年代陈旧的作战理论，导致了巴列夫防线这样一个20年代的怪物出现在70年代的战场上。沙龙是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以色列将军之一。但是，由于与巴列夫的关系紧张，他被解除了总参谋部训练部长的职务。后经梅厄夫人和达扬干预，巴列夫才重新任命他为南部军区司令。

　　1973年7月，在南部军区司令任上届满的沙龙，告别了25年的军队生涯。

　　1973年10月6日至25日，埃及和叙利亚为了收复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去的土地，经过周密准备，同时在东西两线向以色列发动了进攻，历史上称为第四次中东战争或“十月战争”。同时，阿拉伯人习惯上把它称为“斋月战争”，这是因为10月正好是阿拉伯人传统上的斋月；犹太人习惯上把它称为“赎罪日战争”，是因为那一年的10月6日正好是犹太人的赎罪日。

　　10月6日下午，南线的埃及军队对以色列军队发动了突然袭击。打头阵的埃及空军从30个机场同时出动240架飞机直扑对岸以军阵地，只用了20分钟就摧毁了以军在西奈半岛90%以上的军事目标，埃及仅仅损失5架飞机。接下来埃空军一鼓作气打得以军难有喘息之力，有力支援了地面部队。在第一波次空袭开始后的90分钟内，埃军使用高压水炮在运河东岸的沙堤上冲开缺口。两栖坦克直接由河中爬上东岸，攻进以色列守备阵地，前后击毁以军坦克和装甲车400余辆。在埃、叙军队夹击下，经营了8年的巴列夫防线只抵挡了9小时就被一举突破，埃、叙军队成功渡过了苏伊士运河。

　　公众舆论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在了防线上。

　　恰伊姆·赫佐格(曾任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长)在《赎罪日战争》中写到：“……在由此(建立一套有效的防御体系——即巴列夫防线，本文注)引起的争论中没有人提议脱离运河，但由于沙龙将军赞同沿运河建立机动防御体系，因此对展开的样式产生了争论。巴列夫将军决定同意建立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并由阿丹将军率领的小组着手监督防线的修建工程。”由此可见的事实是：在实施日常防御和战争初发阶段的阻滞作战方面，使用防线起到日常警戒和阻滞对方最初攻击势头的作用，巴列夫和沙龙并没有根本上的分歧，也不可能有分歧。

　　巴列夫和沙龙的不同，只是在防御主力展开前不同阶段的描述。我们从恰伊姆·赫佐格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巴列夫的意图主要在于：依靠支撑点的最初防御，以获得72小时的后备队动员投入时间；而沙龙更强调将防御主力配置在第二线的纵深防御地带，以保持武装力量主力的机动，以在判明对方主攻方向后，投放己方反攻力量，从而获得更有效的打击力度。

　　对于巴列夫防线是否应该存在，战前的以军内部并没有太多的争论。不同意见的焦点不是集中在巴列夫防线是否应该存在，而只是在于如何看待巴列夫防线的作用和意义：“……究竟是将巴列夫防线作为警报系统，还是作为遏阻敌人的防御体系，界线就逐渐模糊不清了。正是因为界线模糊不清，在运河沿岸最初数小时的战斗中我们就为此付出了代价。”(引自《赎罪日战争》第一章，恰伊姆·赫佐格)

　　防线在战争开始后最初几小时即被突破，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沙龙。

　　10月7日下午，以军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总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等高级将领抵达西奈前线，召开战争开始后的第一次作战会议，会上沙龙即提出实施渡河作战，表现了沙龙积极求战的精神。以军最初的反击计划，在埃军最初几天强劲进攻势头的压力下，并没有机会实施，当然也就未能如期(10月8日)展开。在此后的整整一周内，埃军凭借防空体系的优势，成功地隔离了以色列空军对陆军的地面空中支援，并以两波的进攻势头，反复对以军的运河防线实施突破攻击。以军依托防线，充分利用运河东岸的山地地形，通过逐渐消耗进攻埃军的实力，才逐渐遏止了埃军的进攻势头，并在此过程中，逐渐肃清了“中国农场”(当地地名)附近已经渡过运河的埃军建立的支撑点，为下一步反击建立了基本条件，逐渐完成了攻守势态的转换和渡河攻势的协调准备。

　　战场上，人们总喜欢把关键人物神化。然而当人们冷静思索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奇迹不是沙龙个人的创造。沙龙不过是当时以色列现代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的一个实践者。恰伊姆·赫佐格在叙述反击计划形成过程时，于同一章写到：“……以色列的作战思想始终是要求实施突入敌人领土的反攻，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先沿运河本身屯住重兵，而不是必须经过战斗再到达运河。”

　　“……到10月10日，情况已很清楚，要打乱埃军的平衡，运用以军快速和机动的特长，争取主动摆脱它所陷入的固定作战局面，唯一的一招是渡过运河，打进埃及去。这一直是以色列军事思想的一条首要内容。” ……“由于埃军在西岸集结了两个装甲师、两个机械化师和两个独立装甲旅，共约有900辆坦克，数量大大超过以色列的装甲部队，因此，渡河作战非常危险。埃拉扎尔和巴列夫都感到，在未予埃军装甲部队重创之前，进行渡河是不明智的。”(引自《赎罪日战争》第十四章，恰伊姆·赫佐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以军在“中国农场”(运河东岸地名)附近，与渡过运河的埃军装甲部队展开了1943年库尔斯克苏德坦克大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装甲兵大搏杀。双方参战的坦克超过2000辆，其激烈程度也超过了1943年以来的任何一场机械化战争。战区内处处狼烟烈焰，两军坦克捉对厮杀。双方的坦克反复向对方战线实施冲击和反冲击，甚至在相距3码的近距离里展开“肉搏”。各自的坦克成员在车辆损毁后，甚至从车内打到车外……其惨烈程度，直到今天我们读起这些文字，都不禁唏嘘不已。

　　10月16日凌晨1时35分，在没有建立稳固的后勤支援走廊的情况下，以军担当突破任务的第一梯队(沙龙师安农旅步兵各营)的先头部队渡过了运河。在埃军攻进东岸的10天之后，以军也踏上了运河西岸。当日清晨6时左右，第一梯队渡河完毕。8时左右，第二梯队在运河两岸建立了初步的桥头阵地后，开始组织渡河。随后两天里，以军一边肃清“中国农场”的埃军抵抗，以打通东岸补给走廊；一边开始组织少量后续部队渡过运河。直到18日，留在运河东岸、经过整编后的安农旅装甲兵攻克“中国农场”，后勤补给走廊才得以打通。再后，以军其他后续部队渡过运河，并在运河西岸开始展开攻势阵容。

　　18日至20日的3天里，以军兵分两路，北路依照沙龙的作战思想，沙龙师挥师北上，攻击目标直指埃军负责北部战线的第二集团军集结地——伊斯梅利亚城。这一路进展并不顺利，沙龙师试图占领该城的意图受阻。南路按照戈南的作战思想，马冈师、布伦师挥师南下，沿大苦湖和小苦湖西岸向南和东南两个方向展开钳形攻势，攻击目标直指埃军负责南部战线的第三集团军集结地——苏伊士城。这一路发展比较顺利，以军打垮了沿途埃军的抵抗，于10月22日上午切断了苏伊士城连接开罗的两条公路，并于停火协议开始实行后的10月23日进抵苏伊士城郊，完成了对埃军第三集团军的合围。

　　至此，埃军各作战单位顾此失彼，开罗门户洞开，败局已定。苏联总理柯西金几天前开始出面斡旋的和谈也已经开始见到成效。在美苏等多方斡旋下，联合国安理会于10月22日通过了安理会第338号决议，要求阿以双方在12小时内实行停火，最迟不得超过22日晚6时50分。10月26日，联合国国际和平部队进入运河区，停火得以实现，第四次中东战争落下帷幕。

　　由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沙龙师在10月16日取得的突破，以军能够取得渡河作战的重大战果，是多方面有利因素结合的结果：

　　首先，美军侦察卫星在埃军战线展开后，发现了埃军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在德维斯瓦(运河西岸地名)衔接部的薄弱环节，并将此情报及时转达给以色列军事部门，使得以色列国防军在选择反攻突破点上形成了明确的目标(这一点曾经不被以色列方面所承认)；其次，以色列国防军能够在不利的局面下坚持一贯的作战思想，始终强调突入敌国领土作战，这是以军全军的整体意识，而不仅仅是沙龙本人的追求；再次，在以色列国防军南部军区的精心组织和通力合作下，在运河东岸给予未来突破正面的第二集团军大量和有效的杀伤后，消耗了对方的实力，使得在以军渡过运河后，埃军难以快速组织起针对以军突破的新防线或者反突击；最后是沙龙师全体官兵和沙龙本人的勇往直前的精神。

　　我们这样认识沙龙，并非是贬低沙龙的战功和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只是不想看到一个被神化了的偶像。恰伊姆·赫佐格在总结渡河作战时也写到“……当时的情况下，很少有指挥官能像他那样，以惯有的魄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坚持横渡苏伊士运河，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引自《赎罪日战争》第十四章)

　　沙龙就是沙龙，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在战争中逐渐成长为军官、将军。成长为统帅的路，依旧漫长……

　　不问收获的农夫

　　“在拟定1982年入侵计划时，以色列军事指挥部必须解决过去历次军事行动都存在的两个问题：一、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并不能改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基本军事态势，更未能影响其政治态度。根本原因是以军的军事行动范围受到了种种政治因素的限制。二、同巴解组织的斗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斗争，因此，以色列军事指挥部1982年入侵计划的战略目标是：摧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除掉这个中东冲突中的主要对手。”(引自《黎巴嫩战争》，耶兹德·萨伊夫)

　　此时的沙龙，已经是以色列政府梅纳赫姆·贝京内阁中的国防部长。以摧毁巴解组织为目标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也被称为黎巴嫩战争)中以军的军事行动，就是他亲手炮制的。

　　1973年至1982年的9年间，巴以冲突的双方和沙龙本人，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整体上看，这种变化是：犹太民族一方在逐步发展壮大，通过4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扩大了疆土，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转换，从原来的弱势一跃成为中东的军事强国；而阿拉伯民族阵线一方内部矛盾公开化，削弱了整体实力。阿拉伯民族中主张以武力反对犹太人复国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解体，同时，犹太民族中期望和平的“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使得和平的力量也在增强。

　　4次中东战争使这一地区饱受蹂躏，人民流离失所。以色列虽屡战屡胜，但不可能占领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领土；阿拉伯国家屡战屡败，更不可能将犹太人赶进地中海。埃及人首先走出了和平的第一步，也得到了以色列人的积极呼应。1979年3月26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在华盛顿签订了《埃以和约》。和约及附件的主要内容有：以色列的军队和文职人员在3年内分阶段撤出西奈半岛；两国建立正常关系，包括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1982年4月25日，以色列全部撤出西奈半岛。1980年埃以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埃及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

　　此时，沙龙所属的利库德集团却推出了“三不政策”，即：不放弃耶路撒冷；不撤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线；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作为该党重要成员的沙龙和伊扎克·沙米尔(曾两度任职以色列政府内阁总理)，都曾经是该项政策的积极拥戴者。

　　后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解体，显露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争战几十年后，头一次同时具备了和解的思想基础与和平的共同愿望。和平显现出一线曙光，但是，与“谁”和解呢？

　　1964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宣布成立，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代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阿拉伯人民利益的组织。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巴解顺应潮流，加强了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斗争，逐步从武装斗争为主转变为以政治斗争为主，提出“以色列撤离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这里建立一个小型巴勒斯坦国”的主张。

　　1974年以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非统组织、不结盟运动等国际组织，先后通过决议承认巴解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同年11月，联大“确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自决权”，授予巴解组织观察员的资格。随后联合国成立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巴解作为巴人民的代表，得到了100多个国家的承认。

　　“黑九月事件”以后，巴解总部和巴解武装力量的多数人于1971年迁入黎巴嫩。但他们再次反客为主，介入黎巴嫩内部事务，黎巴嫩内乱频发。时至80年代初期，叙利亚武装力量公开在黎巴嫩部署。

　　以色列政府以巴解和叙利亚武装力量在黎巴嫩的存在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为由，开始策划和实施对黎巴嫩的入侵。其真实的目的却在于本节开头引用的美籍阿拉伯军事专家耶兹德·萨伊夫所述的战略目标：摧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除掉这个中东冲突中的主要对手。

　　由此可见，这时的沙龙，虽然身居国防部长的高位，却仍然没能实现军人向政治家的转变。从他在黎巴嫩战争前后的表现来看，他的政治，就是武装力量的打击能力。事实如下：

　　1982年的春天，沙龙出现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第一位国防部长潜入敌国首都，为入侵作准备。随行的卫兵要求沙龙在屋顶活动不得超过10分钟，沙龙坚决要求20分钟。卫兵提醒道：“这是贝鲁特。”沙龙淡然一笑：“我是沙龙。”

　　6月初，巴解组织的激进派成员在伦敦将以色列驻英国的大使刺成了重伤。以此为借口，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了大规模入侵。

　　6月6日，以色列动员陆、海、空三军以及后备役部队十二万多人，从三个方向对黎巴嫩发动了突然袭击，与驻守贝鲁特西区的巴解武装部队展开激战。6月7日，联合国紧急召开特别会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并从黎巴嫩撤军。巴解组织向以色列提出了撤出黎巴嫩的条件：要求以色列军队从贝鲁特南部后撤5公里；在黎巴嫩军队中保留一支象征性的巴解组织军事单位；在贝鲁特保留巴解组织的政治机构。以军拒绝了这三个条件，并要求巴解组织必须向黎巴嫩军队缴械，全部巴解组织成员撤离黎巴嫩，否则将血洗贝鲁特。

　　6月9日，以军形成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包围，设在贝鲁特的巴解组织总部、电台、通讯人员和守卫士兵被以军切断了退路。巴解组织向有关国家紧急求援，但各方反应冷淡。巴解组织执委会与以军达成城下之盟，同意撤出贝鲁特。从8月21日到9月1日，巴解组织总部及其武装力量一万二千多人，在美、法、意派遣的多国部队的监督下，先后从贝鲁特西区撤出，前往突尼斯。有报道说，此战阿拉伯各方伤亡四千余人。其后，以军却拒绝撤出黎巴嫩，同时拒绝解除对难民营的包围。

　　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在此停下脚步……

　　9月14日，接替萨尔基斯的黎巴嫩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被暗杀。他的哥哥、温和派基督教领袖阿明·杰马耶勒就任总统。暗杀贝希尔·杰马耶勒的凶手事后被查明是叙利亚特工，沙龙当时却在事实未明的情况下，指责巴勒斯坦人为凶手。

　　9月16至18日，为了报复暗杀贝希尔·杰马耶勒的行为，黎巴嫩长枪党民兵在以军纵容下进入贝鲁特西区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难民进行了大屠杀。事件中，共有3297人死亡，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其中，1097人是在贾萨医院、400人是在埃克里医院被打死，1800人在街上或者难民营被打死(以上伤亡难民的统计数字来自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处网站)。虽然屠杀巴勒斯坦难民的直接凶手是黎巴嫩长枪党，但沙龙和以色列军队难辞其咎。

　　10月26日，沙龙在对以色列议会调查委员会所做的证词中承认，是他做出决定允许长枪党民兵进入难民营。然而，他却声明他并不知道在难民营内发生了什么事。

　　屠杀发生时，全世界人民都通过电视镜头看到了黎巴嫩长枪党民兵用以军的推土机推倒断垣残壁，掩盖受害难民尸体的景象。

　　黎巴嫩战争的结果，是以色列赶走了国际公认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利益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事实上关闭了和平的大门。

　　如果说，40年代的沙龙为保家而战，50年代的沙龙为立国而战，60年代的沙龙为民族而战，70年代的沙龙为安全而战。

　　进入80年代，和平向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招手时，沙龙是在为什么而战？难道沙龙真的如同一些人所说，是一位只求用心耕种，而不问收获的农民？

　　人们不禁要问：鲜血为何而流淌？中东的和平在哪里？

　　儿女情长

　　沙龙对对手极其冷酷，对自己的家庭和妻儿则表露出脉脉温情。

　　沙龙娶过两个妻子，她们是姐妹俩。第一个妻子玛格丽特是沙龙1947年在卡法马拉尔农业学校任教官时认识的，是他的学员。当时，年轻的沙龙英俊潇洒，是女学员青睐的对象。玛格丽特漂亮可爱，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移民，沙龙对她一见钟情并猛追不舍，按照沙龙的作战逻辑，玛格丽特很快成为俘虏。1953年3月，沙龙和精神病护士玛格丽特喜结良缘。沙龙在101部队负伤住院后也是她悉心照料，其后被派往英国学习时，也有玛格丽特和幼小的儿子格尔陪伴，沙龙无论在红火或寂寞失意时都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

　　但不幸于1962年降临，玛格丽特遭遇车祸身亡，沙龙痛心疾首。玛格丽特的妹妹莉莉是在沙龙身边成长的，一直崇拜沙龙并在沙龙的伞兵旅里当过兵。6岁的格尔需要照料，小家伙天真的童言拉近了两人的爱慕之情，34岁的沙龙就这样娶了28岁的小姨子做夫人。莉莉陪伴了他后来的军事和政治生涯，她生性活泼刚强，帮了沙龙不少忙，并相继给沙龙生了两个儿子。可惜莉莉也于2000年患癌症去世，沙龙在自己功成名就时常常回忆起爱妻。也是祸不单行，大儿子格尔11岁时与邻居的儿子偷出沙龙的猎枪玩耍，邻居的儿子在玩弄中不小心走火，格尔被击中身亡，沙龙将儿子安葬在前妻的墓地旁时，不禁泪流满面，号啕大哭。

　　在2001年沙龙竞选总理时，他比较器重的二儿子奥姆利带领竞选班子为他的竞选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关于沙龙和奥姆利，沙龙在2002年8月接受以色列《国土报》记者厄利勒·沙比特采访时有这样的对话：

　　沙比特：“有一些以色列人对你并不感兴趣，在改变你与这部分人的关系方面，你儿子奥姆利是不是起了作用？”

　　沙龙：“是，没有我儿子奥姆利，我不会达到今天的地步。他曾对我说，如果他搞政治，他不会将许多事情只看成是白色的和黑色的。他人很聪明，他对人的理解更透彻，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要我不要秋后算账，对人要宽容。”

　　沙龙也曾不无遗憾地说过，要早听了儿子的话，我20年前就当总理了。

　　铁血总理的橄榄枝

　　2001年2月，当沙龙当选为以色列政府内阁总理时，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是：犹太人放弃和平了吗？

　　而到了四年后的2005年8月，全世界却在电视里一遍遍看到了犹太人定居者和加沙生死别离的画面——犹太人定居者死死拽着身后的栏杆，叫喊着“叛徒”、“纳粹”，声嘶力竭；以色列军警则努力将他们的手掰开，拉拽着将定居者拖走；一身戎装的以色列女兵与定居者抱头失声痛哭……我们都知道，这一切，皆缘于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单边撤离计划”。这一切，不禁使人们对沙龙这位铁血总理的变化充满了不解和期待。

　　从一个捍卫定居点最强硬的鹰派领袖，到现在下令放弃加沙的以色列最高决策者，沙龙的转变不可谓不大。而且他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走得更远——即使是最温和的拉宾、佩雷斯政府，当年都不敢这么大规模地拆除定居点。

　　2005年8月15日夜，沙龙对以色列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在解释为何要撤离加沙时，沙龙说：“我们不能永远控制加沙，那里有超过100万名巴勒斯坦人，每过一代人口将增加一倍。他们住在拥挤不堪的难民营里，感到贫困与绝望，他们在仇恨情绪高涨的温床上，觉得地平线上没有任何希望。” ——被占38年的加沙，现在早已成了以色列的“鸡肋”。

　　据估计，大约10年之后，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土地上，巴勒斯坦人口将达到520万。以色列担心的是，如果巴以双方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达成最终的和平解决方案，那么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就有可能放弃独立建国的目标，改而要求以公民的身份在以色列拥有平等的选举权，对以色列的前途来说，这种状况将产生转折性的影响。

　　沙龙内阁实施的，旨在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北部撤离的单边行动计划，使得沙龙与利库德集团内部的反对派陷入了严重分裂和对抗的状态，有关沙龙有意脱离利库德、另起炉灶的说法从8月起开始见诸报端。

　　2005年11月21日，沙龙正式宣布退出利库德集团，组建新政党国家责任党(其正式名称后确定为前进党)。沙龙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决定脱离利库德，主要原因是他不想因无谓的政治斗争而浪费时间，坐失加沙撤离计划所带来的历史机遇。他组建的新党，是一个自由党派，将给以色列人带来新的和平希望。

　　2005年12月18日和2006年1月4日，沙龙两次突发中风，引发严重脑出血，至今仍然卧病在床。沙龙能否恢复健康，重返政坛，不仅关系到以色列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也给中东和平进程增加了变数……

　　在以色列人的眼中，沙龙是个值得敬仰的英雄，在阿拉伯人的眼中，沙龙是个令人憎恨的“屠夫”。尽管人们对沙龙的评价如此针锋相对，却没有人否认，沙龙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历史就是一部中东战争史，就是一部以色列国家发展史。沙龙——英雄也好，枭雄也罢，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他已经无可争议地被载入了史册。

　　我们赞赏马哈茂德·阿巴斯的一种说法：“全世界都同情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的苦难，但希望它不要把自身的存在变成另一个民族受难的理由。”

　　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第一周的一篇评论认为：“沙龙早年是个强硬分子，但到了晚年却成为以色列政治和以巴局势方面不可或缺的政治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沙龙可以媲美当年法国的戴高乐。”沙龙是否可以媲美戴高乐，目前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笔者甚至认为，即便与10年前遇刺的拉宾相比，沙龙虽然也积极推动以巴和平进程，但与拉宾还是不可同日而语：拉宾是出于和平主义理念推动以巴和平进程，而沙龙则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乃至机会主义分子。

　　美国中东项目主任亨利·西格曼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事实上他做的经常同他口头上说的迥然相异。人们不得不总是猜测他到底要做什么。沙龙自己也拒绝澄清他战略计划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除非你看到他真的在现实中实施什么，你无法真正地知道他脑子里想些什么。”

　　西格曼同时强调：“沙龙没有过任何事实上的举动来证明他对和平进程真的有兴趣。但是，他又可能让我们大吃一惊。我想强调的是，过去没有任何行为作为证据表明沙龙想真的推进中东和平进程。”

　　因此，我们在组织此文时，尽量不去各处查找和摘抄沙龙只言片语的言辞。我们试图通过沙龙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加上其他人对沙龙的评价，给公众描绘一个尽可能贴近真实的形象。

　　我们欣赏沙龙审时度势的眼光，也钦佩他随机应变的能力。但遗憾的是，历史给了他成为统帅的机会，他没有把握住(1973年)；历史也给了他成为政治家的机会(1982年)，他却不屑一顾。在他似乎想做点什么的时候，却倒下了……

　　我们无法确定沙龙的内心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是，“铁血将军”毕竟已经在他倒下之前伸出了“橄榄枝”。不管沙龙能否继续施政，也不管后沙龙时代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新的变化，我们都期待着——中东和平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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