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轻声相送远

　　吴越轻声相送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曲在全国范围内空前繁荣，越剧也得到了大发展。随着越剧院团的巡演，支内乡亲的追捧，越剧得以传唱于全国各地。其中玉兰、合作、芳华三大越剧团功不可没，老一代资深越剧编导李卓云说。

　　撰稿／钱亦蕉(记者)

　　踏入越剧这一行

　　新民周刊：你是个东北人，怎么后来会投身越剧艺术的呢？

　　李卓云：我学过绘画和竹刻，当过电报员和海员。1949年上海解放，我结束了海员生涯，重新回到喜爱的演艺活动，先是参加话剧团，后来是电影公司，但都因为种种混乱局面无以为继，只得散伙。此时，上海的各种地方戏却各自热闹起来，尤其是越剧团，改革、创新，纷纷占领了大型剧场，几个越剧团争聘导演，还有越剧训练班，邀请年轻导演去教戏。我当时正不知何去何从，既然有越剧向我招手，而且待遇优厚，我就决定另起炉灶，考虑再三，我加入了由戚雅仙等人新创办的合作越剧团，从此开始了我长达几十年的越剧编导生涯。

　　新民周刊：既然一窍不通，怎么适应越剧团的工作？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李卓云：我以前在戏校学习时兼学过一点京剧老生，平时自己也拉拉胡琴，哼哼“杨延辉坐宫院——”，而且解放前也参加过不少戏剧活动，所以边学边干，还勉强能应付。困难当然很多，最令我头痛的是“唱”。逢到唱腔，我就手足无措，浑身不舒服，再加上边唱边舞，我更晕头转向。外界看，越剧很简单，唱腔也不过那么几种，当你一步步深入下去就不同了，唱腔、板式多种多样，唱什么腔用什么板都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我下定决心，先由学唱腔开始，我用最实际的办法——规规矩矩地坐在乐队里拉二胡学伴奏，这种实地锻炼很管用，大半年时间，我就可以同声共奏了。

　　新民周刊：那时的越剧团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李卓云：那时很多剧团包括我们在内，都是自负盈亏的民营团体。我们同剧场一般都是三七拆成，我们享七成，剧场拿三成，另外一切开支包括路费、宣传费、水电费也都是按此比例分摊。一个戏放票板后，收入的票款用以装备新戏的布景、服装，也专门雇佣两名送票员，专司送票。演职人员则在越剧班子分享拆票分账的待遇。经过一个阶段的运作，剧团规划一年只演两个新剧目，上半年一个新戏唱三个月，加一个旧戏唱到歇夏，秋天开始再唱一个新戏，接下来再填一个旧戏唱到封箱，春节再上演一个新戏，三编三导的编制，顺利运行。

　　新民周刊：当时越剧很受欢迎，越剧团多，戏多，观众也多，能谈谈那时的盛况吗？

　　李卓云：50年代戏曲改革开始后，我们合作剧团连续排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玉堂春》、《祝福》、《王老虎抢亲》、《三笑姻缘》等几十部戏，每个戏上演都是客满两三个月，但我们一般满座也换戏，以保证下次重演的票房。当时我们换新戏前都要先到电台放票板(订票)做广告，只要一个上午就可以卖出一个月的客满。有一次演《白蛇传》，电台放票板(订票)，电话局来提意见了，因为瑞金剧场的电话线都发热了。

　　不过，也不是每个戏都红火。比如1952年“打老虎运动”，上面安排了56个老演员、导演住在一起，集体写戏，集体排戏。那时有36个剧团，36个剧场，同时上演这个我们三天三夜赶排出来的戏，戏的内容就是讲打击贪污、盗窃、暴利的。虽然报纸轰轰烈烈地宣传，可是就是没有观众来。那时我们还没改制，没观众，就只能“摸白板”，没钱拿。撑了半个多月，上面看看不行了，就只好随你们去换戏。等后来过了年，换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瑞金剧场立即三个月客满。

　　“文革”后剧团的演出范围慢慢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市，到处受到热烈欢迎，到处有越剧迷追踪捧场，常年春节还派了小分队下部队慰问演出，每年有一个月下农村送戏到田头。我们在北京长安大剧院演《玉堂春》时，日本有关方面送了中国一辆电视转播车，配了八台彩电，放一台在后台给导演看之外，其余的都放到了北京的各城门口，很多人都围着电视机看转播，这是我国第一次电视直播地方戏剧，在北京引起很大轰动。

　　让越剧走向全国

　　新民周刊：越剧虽然是一个南方剧种，但是曾经传唱大江南北，成为京剧之后我国第二大剧种。那时到北方省市去演出，他们能听懂吗？受欢迎吗？

　　李卓云：当时很多上海和江浙工厂都内迁，支内人员都喜欢越剧，他们后来还自己组织了越剧团体呢。1957至1958年，在上海市文化局的安排下，我们剧团曾到大西北去慰问上海支内的工农群众。我们全团80多个人员，包括演职人员，还有厨师，一起上路。到武汉黄石青山演给钢铁工人看，到江西南昌给纺织工人演出，到河南、湖南、陕西、西安，给上海的商业工作者表演。从兰州的商业化工人园，到青海的刘家峡水库电站工人工地，一路上表演的剧目定为上海工人喜爱的喜剧《王老虎抢亲》。其实当时我们也做好了亏损的思想准备，但没想到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后来又辗转宁夏、内蒙，一路下来，主要是给上海人看的，但当地人也很要看的，有的不懂也要看。这是一次越剧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长时跨的巡回演出的纪录，大家走了十二三个省份。

　　新民周刊：巡演中，哪个地方最让你印象深刻？

　　李卓云：很多，像在呼和浩特接触蒙古族同胞，他们的风俗习惯跟我们很不一样，还有包头，都是沙子和苍蝇，那里的生活都很艰苦。印象最深的是宁夏自治区的中卫县，这个小县是塞上江南，一个很有名的地方，我们是为了给两万移民到那里的绍兴农民和工商业者表演，才来到这个小县城。当时我们的火车半夜里到那个地方，火车站已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一听都是绍兴口音，好像到了绍兴县城。观众自动帮忙把道具布景都装上板车，小县城还没有汽车，使用马拉的车，人拉的大板车，把东西都送到剧场。演了三四天，每天都客满，还有站票。小城有一个门楼子，没有城墙，有一条很短的街，都是绍兴人开的店，酒店、药店、茶叶店……等到我们要走了，人们成群结队地送我们上火车。有的拉住不放，有的泪流满面，说不完的离情别绪，还把当地土特产送给我们，真是依依不舍。

　　新民周刊：像你们这样的剧团，一年大概要演出多少场戏呢？

　　李卓云：平均每年不少于300场，“合作越剧团”按规定执行三、三、六演出制度，就是说每年要三个月下乡巡回演，三个月下工厂，包括大世界演出，六个月在市内剧场演。演员们除了一个月歇夏(有时培养青年演员演出)，年底半个月封箱，差不多整年的工作都排满。

　　新民周刊：戚雅仙、毕春芳流派唱腔很受观众喜爱，也有不少追星族吧？

　　李卓云：那时的追星族也不亚于现在的狂热，每日散场后门口都聚集着一群热情的观众，等待演员签名，送鲜花，再一路陪同演员回家。平时，走在街口、商店里、饭店里，也都有人追着问长问短，只是没有现在的媒体娱记跟踪炒作而已。当年合作剧团每上一个新戏都会客满两三个月，一天1300个座位，每年三百几十场演出，这个盛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的灾难降临为止。剧团不能再演出了，勒令编导、主演人员接受改造，扫地烧水打扫厕所，砸烂戏衣盔帽，毁掉资料剧照。那时我们剧团培养的第二代接班人，已经颇有影响了，观众跟在后面要签名，可悲的是一夜之间，他们都变成了造反派。

　　新民周刊：合作越剧团的戚雅仙是唱悲剧出名的，但是你们编排的两个“喜剧”《王老虎抢亲》和《三笑》，却一直被观众记着？

　　李卓云：是的。戚、毕自从唱了大喜剧《王老虎抢亲》，改变了演员和剧团给观众的一贯形象，很受欢迎。香港公司也请我们去深圳演出，后来还以此为蓝本拍摄了电影，让这个剧红遍大江南北外，还走红港澳南洋。因此后来在“文革”中，我们得了一顶高帽——王老虎抢钞票抢遍全国！关于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三笑》是由我编写的，这个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在瑞金剧场上演后又引起观众的热情。不巧正在演出高潮时，一位坐在第一排的老年妇女观众笑得失控，当场昏厥，不幸辞世。后来在那个时代，也被贴上了一份吓人的大字报——要黑编导偿命！-

　　尽显风流100年

　　当年的越剧文化生态，是越剧编剧、编曲、导演、乐队、演员悉心合作努力的成果。今年5月13日是越剧诞生100周年，在庆祝纪念之余，它将走向什么样的未来呢？

　　撰稿／钱乃荣

　　初创维艰，赶上良时

　　越剧出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它的雏形是流行于嵊县一带民间的“落地唱书”。那年，四个班里的10个民间艺人加上1个学徒，从余杭来到“陈家桥”投宿，一时想到借些长袍马褂、新娘嫁衣充当“行头”，拼了几张八仙桌权当戏台，化妆登台，演起了《珍珠塔》，就这么简单，越剧便诞生了。因为只消用笃鼓和檀板来伴奏，称为很草根的“的笃班”或“小歌班”。

　　到20年代，渐趋繁华的上海，游乐场所兴起，各种江南江北曲艺汇聚在沪初露头角，“的笃班”们也开始闯荡上海。当他们从“绍兴大班”中吸取了不少营养后，1920年，男演员为主的“的笃班”，带着《碧玉簪》、《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第四次闯进上海，才算站住了脚跟，1922年即以“绍兴文戏”的雅名，登上了“大世界”的舞台。

　　“绍兴文戏”还是以男演员为主的，有吴昌顺、梁幼侬、陆长生等，都在“高亭”、“蓓开”、“胜利”公司录下过唱片。到了1923年，艺人金荣水在嵊县组建了“女子文戏”的科班。

　　1928年1月起，女班蜂拥至沪，到1940年有36个在沪荟萃，一时“女子越剧”及其委婉清柔的唱腔便风靡上海了。这时的上海，由于商业的充分市场化和思想的活跃，带来了文艺高度竞争发展和高质量繁荣。“女子越剧”在上海和浙江市镇站稳脚跟并一枝独秀代表了正宗越剧，这是越剧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在艰难的初创期，越剧姐妹们是互相扶助的。在“越剧十姐妹”之前，我们知道，还有著名的“三花”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和“越剧皇后”姚水娟。在“三花”中，施银花“执女子越剧唱角之牛耳”。1942年6月，施银花受聘于宁波天然舞台，邀请徐玉兰合演。演出第一场就发生风波。当地观众敲锣打鼓送大匾，招摇过市，大捧天然舞台原头肩小生，故意要给徐来个下马威。头炮戏是《盘夫索夫》，那位头肩小生争着要演全剧。施银花即以自己的影响，让人给新来乍到的徐玉兰也送了匾，最后达成妥协让徐出演《索夫》。从此事中可看出施提携后辈的气度。徐玉兰就在与施银花搭档时，由初学花旦转演小生，后形成了著名的“徐派”。

　　勇于改革，带来繁荣

　　1942年10月开始，袁雪芬等应运开始了对越剧的改革，她的“雪声剧团”每隔两三个星期就推出一个新剧目，在编剧、导演、舞美、灯光、表演方面都作新尝试，从1942-1944年共演出了30个新剧目。1944年尹桂芳、竺水招也进行改革演出《古庙冤魂》。1946年雪声剧团又推出了有现实意义的《祥林嫂》，轰动一时，成为“新越剧”的里程碑。

　　在这以前的越剧唱腔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很优美的。我们从1937年“丽歌”唱片施银花、屠杏花唱的《十美图·盘夫》，赵瑞花、李艳芳唱的《梁祝·楼台会》，姚水娟、竺素娥唱的《借红灯·龙凤锁》中，1941年“胜利”唱片姚水娟唱的《西施浣纱》中听到的唱腔、读到的唱词，都还相当单调粗糙，嵊县土腔很重，远没有50年代时如此优美。越剧唱腔的优化时期比沪剧要晚。

　　但是，越剧唱腔在40年代后期突破了原来主腔明快、跳跃的单一曲调，发展了柔美哀婉、深沉舒展的“尺调”和“弦下腔”，这是越剧史上一次重要的飞跃。尤其是“越剧十姐妹(徐天红、傅全香、袁雪芬、竺水招、范瑞娟、吴小楼、张桂凤、筱丹桂、徐玉兰、尹桂芳)”和毕春芳、戚雅仙、王文娟、陆锦花、金采风等名角，将这些腔调越唱越精越美，还各自开始磨练出了自己的流派唱腔。她们就是后来将越剧带进了50年代新社会的台柱。

　　流派纷呈，佳剧迭出

　　建国初年，戏剧和演员受到充分的重视，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越剧和各种地方戏曲都获得空前繁荣的进展，其民间化也达到登峰造极。

　　50年代初戚雅仙的一曲《婚姻曲》由当时一张还称为“人民唱片”的78转唱片传送出来，真正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唱出了时代的变化。上海的街闾巷间，人人都会哼上几句“小别重逢梁山伯”、“为了你，舍生忘死盗仙草”，连到弄堂里来推销“洋线团”的也会站上高凳先唱一段“戚雅仙”再做生意。越剧在上海的平民化程度，连小学生在同学家里也会穿上长袖衣，头上挂着珠子咿咿呀呀表演一段，居委会或中学生在节日的联欢会中也会有一场自排的化妆戏出演。王安忆在长篇小说《富萍》中就写到过社区群众60年代为看戏争抢座位的情景，真是比小菜场上排队抢买黄鱼还要热烈。

　　当年的越剧文化生态，是越剧编剧、编曲、导演、乐队、演员悉心合作努力的成果。越剧的唱词是各种地方剧中文学性最高、抒情性最强的。不少高雅古典剧目的演出使唱词和说白文读化，摆脱了嵊县过土的语词。

　　情节虽有借取40年代同名电影，然唱词具有高度文学性、雅俗共赏的徐进编剧的《红楼梦》，首屈一指，长期以来为全国越剧爱好者珍爱传唱。戏剧家田汉曾在40年代为越剧编剧《珊瑚引》，50年代又编剧《情探》；著名小说家苏青担任芳华越剧团编剧化名冯允庄编写了《屈原》、《江山遗恨》、《卖油郎》、《宝玉与黛玉》等剧目，这样的剧本唱词当然是一流了。

　　越剧的表演集中展现了江南文化中柔和嗲的一面，责之者称它“软绵绵”，但是，它既典雅舒婉又妩媚传情，那一举手一投足一甩水袖，那曲曲弯弯如清溪细水的拖腔中，透出来的就是那种出自天然的秀美。越剧最适合演曲折的爱情戏，它表达出来的感情比其他剧种更细腻和动人，它的人物有“服天地生人之巧”的“态”，它的情节再现了“旧曾谙”的江南好风景。

　　王文娟唱“这诗稿，不想玉堂金马登高第；只望它，高山流水遇知音”，一句甩腔，无限哀怨地表达出黛玉发自内心的对真情的渴望呼唤和对人生的无奈悲怆。孟莉英唱“那鹦哥，叫着姑娘学着姑娘生前的话呀！”多么顺其自然的平常话，在那种情景那种腔调里，竟是一腔悲愤失望椎心泣血九曲回肠。毕春芳唱“那玉堂春可算得义重恩也深！”“深”字拖腔之一语三转使感激之情表现得无限痛彻深沉。从这些越剧的唱腔里，我们仿佛听到了天籁之声。

　　由于越剧之美，五六十年代里，拍摄过许多电影，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王老虎抢亲》、《追鱼》、《情探》、《碧玉簪》等。原来只是一种地方剧的越剧却传遍了大江南北，拥有全国的无数“粉丝”。

　　劫后重热，余音袅袅

　　越剧各派名角，都在60年代将自己的流派唱到最高水平，越剧的发展也开始了男女演员同台合演，如史济华、刘觉等男演员也很成功。各种流派唱腔也后继有人，如杨文蔚之于毕春芳，像得难辨彼此；赵志刚之于尹桂芳，青出于蓝。

　　告别了10年禁锢之后，群众对自己喜爱的越剧曾经迸发出异常热烈的向往。越剧电影《红楼梦》刚开始重映时，上海几十家电影院连放几周，从白天连放到深夜，有的是通宵放映，观看盛况空前。在70年代后期起直到80年代，越剧依然兴旺。各派“粉丝”们为了心仪的名角，聚集剧场，如追捧小生赵志刚和钱惠丽的“粉丝”，互相较劲还吵到打起来的程度。

　　百姓中也有很多的“粉丝”把各种流派的精华唱段学得惟妙惟肖。至今在群众性自我娱乐的舞台或场合，都缺不了越剧的演唱。在浙江，“越剧小百花”还是人才济济。

　　电视机的普及，剧场票价的飞涨，当然还有更为深层的一些原因，引来了一个戏剧背时的年代，越剧如何突破这个尴尬，挺起来重塑海派文艺的辉煌，我们又有许多话儿要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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