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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班时代的旧影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17日14:28 新民周刊

  男班时代的旧影

  剧场与露天、科班与草台、游走与居留、农民与演员,像变脸一样,纠缠着早期艺人。

  撰稿/汪 伟(记者)

  嵊州是群山环抱的小城。小城里有一家越剧博物馆,毗邻一所越剧学校和有古戏台的城隍庙。博物馆坐落在半山腰,借百十级阶石,通往喧闹的市中心。张荣标和白玉梅70年前的剧照挂在博物馆里,时日太久了,眉目都已经模糊。张荣标——那个淡黑的照片上的人,生活在离嵊州几十里路外,一个被茶树和水田包围的村庄。走过一条小巷,张荣标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拿出一个复写的手抄本,用拗口的嵊州方言——曾几何时,因为越剧的念白以这种方言作为基础,全国各地的越剧院团,还要派演员来此进修——向人讲解他近两年写的一本戏,也讲述多年前一些依稀可辨的越剧往事。

  戏名叫《刘玉郎》,讲一个动乱时代,公主流落民间,与贫穷的书生刘玉郎相爱的故事。“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这出戏能够排演。”他的女儿说,这个本子是献给越剧诞生100周年的。

  一

  1927年,距小歌班进沪,已有10年之久,经过艺人10年努力,嵊州口音的念白唱词不仅有上海的宁波、绍兴老乡支持,有固定的演出场所,正当盛年的男班名角们,算是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当时还是被称作“绍兴文戏”的越剧,正处在男班的黄金时期。

  这一年,距1923年嵊县施家岙的第一个女科班成立,也已有四年。“三花一娟”中施银花正和屠杏花这一年第二次赴上海演出,成绩平平。然而,在到1927年,女子戏班至少已经征服了嵊县的农村青年,两三伙人为了请戏班引发冲突时有发生,流行的势态,已经初露头角。

  做戏辛苦,地位低贱,如果不是家境贫苦,不算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施家岙女子科班中的女孩子,如果没有学戏,大概很难逃脱童养媳或是工厂女工的命运。越剧鼎盛时期,剧团遍及全国,少有人知道,服装华美唱腔柔美并以女子演员为主的越剧,在草创之初,竟然是卖唱乞讨的行径:越剧的前身是小歌班,小歌班的前身是落地唱书,落地唱书又称沿门唱书。嵊州的越剧研究者丁一说,“沿门”二字,可见乞讨的辛酸。

  至今有无数越剧开创时期的故事和遗迹,散落在民间,这些传说总要提到,嵊州的穷人有农忙耕种、农闲卖唱的传统,而卖唱的收获,大多不是钱,而是年糕粽子一类的食物。落地唱书的艺人,从来都是男性。

  沿门唱书延续的是中国传统说唱的传统。一个全知全觉的说书人,既讲述才子佳人在后园相会的传说,也讲述村风民俚,男女荤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不会有越剧。人要吃饭,就要动脑筋、想办法”,丁一说,“农村破产,嵊县农民唱民歌去讨饭,民歌顶多只有四到八句,不吸引人,所以后来才又有了故事情节和人物。”

  在嵊州的越剧博物馆,有画作表现了越剧发展历史中破蛹而出的一幕:在甘霖镇东王村村头大树下,四个做脱谷之用的稻桶倒扣在地上,上铺木板作为舞台,落地唱书艺人在台上做歌唱状。越剧史书公认这是落地唱书向舞台表演的“小歌班”转化的历史性一刻。

  “小歌班”没有伴奏,只有一口板鼓,敲来“的笃”有声,因此“小歌班”又称“的笃班”。1917年,“的笃班”进沪,次年7月,名剧《碧玉簪》首演,轰动一时,小歌班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碧玉簪》全剧演员纯为男性。直到1923年,受到女演员演出京剧的启发,嵊县商人王金山在老家施家岙创办女子科班,聘请教师却是一大难题。女科班成立当年即赴沪演出,然而业绩不佳,数月后只能重返嵊县一带演出。

  1927年,未来是看不清的。几乎没有人知道,女子戏班将会流行。小歌班时代的名丑喻传海这一年离开上海,回到故乡嵊县廿八都村创办科班。他办的仍然是男科班。

  1927年,张荣标15岁,爱唱戏,就跟唱戏的乡党,去跟喻传海师傅的科班学戏。“向唐王的画像一拜,拜过祖师爷,再给师傅行个礼,就算是进了科班。”

  在“做戏”盛行的嵊县一地,这不过是平常事情。师傅不知道,张荣标更不知道,自己学戏的时候,男子做戏的鼎盛时期即将过去。师傅许给张荣标和他的师兄弟这样的未来:做戏……先在村子里做,再到村外去做,本县做了去外县,外县做了去省城,省城做了去上海……

  二

  张荣标在嵊县向喻传海磕头,憧憬有一天能去上海成名角的时候,嵊县人朱洵浦在上海已经被人称作名旦了。

  朱洵浦(1897-1976),艺名白玉梅,嵊州市贵门乡上里村人。1912年拜师学戏,1918年随小歌班进沪,工旦角。白玉梅不仅见证了小歌班进沪历史,亦是越剧男班衰落和女班兴起的最好见证。他最早顺应时世,开创了越剧男女混演的形式。1933年,张荣标兴冲冲随师兄去上海这一年,白玉梅与施家岙女子科班出身的屠杏花搭档,在宁波演出了《唐伯虎点秋香》。屠杏花饰唐伯虎,白玉梅饰演秋香,女生男旦,两代嵊县名角男女混演,“追舟”一场,白玉梅的快圆场步行云流水,全场掌声雷动,是白玉梅演艺生涯最为人乐道的场景之一。

  据白玉梅幼子朱善勇回忆,白玉梅13岁学艺,最早不过是嵊县沿门唱书的诸多艺人之一,赚取一点年糕而已。小歌班时代,白玉梅最早也组班在四乡演出。和小歌班的第一次演出一样,表演场地多是打谷场,露天搭台。演员没有文化,目不识丁者众,演出没有脚本,全靠演出前说戏。为此闹过许多笑话。这些笑话,白玉梅晚年还偶尔讲给家人听过:

  曾经一次,白玉梅教给一个演员几句词,不料演员一上场就忘词了,下面的观众立刻喝起倒彩来,花生壳、萝卜皮都扔到台上来了。演员下台,被白玉梅一番训斥,再教了一遍,再上场,不料演员再次忘词。正满头大汗、情急之下,演员抬头看到一座山,就唱道,“前面前山笔陡,不种番薯就种玉米,众将官,冲啊……”一时台上台下,绝倒一片。

  张荣标加入的科班自然较早期的小歌班正规,然而,学戏的方法仍然简单而短促。拜过唐王三个月,村里搭起台子,张荣标一干师兄弟虽然心里发毛,但也就正式上台,算是汇报演出了。台上一开唱,一干乡亲就在台下指指点点,谁有前途,谁没有前途,在村人的指点里,大致做了判定。但是不管有没有前途,第一次登台之后,都要跟着师傅跑龙套,开始在嵊县周边演出。

  过了一年,师傅许给的未来一点点兑现了:杭州鸿福戏楼的老板请戏班去演出,张荣标的龙套,也就跟着跑到了杭州。到了杭州,演出的形式发生了变化,配上了丝弦,主胡、副胡、三弦、琵琶、鼓,张荣标看得真切新鲜。所得也尚可:每月有30块钱的收入,和当时杭州普通工人一月收入相当。

  做戏辛苦,到省城也没有改变。“早饭没得吃。人吃饱了饭就不想练了。练了半小时,再洗脸吃饭。”张荣标说,“唱戏的人出身都很苦,有一本戏,唱到一个小生很苦,住在坟庄上,唱道:风扫地来月当灯,哎呀,月当灯,到底是看不清楚,只有苦到极点的人,才能体会这种心情。唱着唱着就想到自己小时候的生活,我也是很苦,这样的心情,就比较容易演出来。”

  练功勤苦,多多少少,是有一个遥远的梦想,勾引着唱戏的年轻人——8年后,师傅的诺言最后变成了现实:1933年,张荣标21岁,他真的去了上海。

  三

  剧场与露天、科班与草台、游走与居留、农民与演员,这些看似对立的命运,像变脸一样,在越剧和它的艺人身上变来变去,100年不能开脱。男班名旦白玉梅在嵊州的山村里,重新变成一个地道而勤劳的农民,这种命运就见到了端倪。

  2006年,贵门乡白玉梅家的老房子前,有两口池塘,门上挂着一块金晃晃的招牌:白玉梅故居。老房子是砖木结构,外墙已经斑驳不堪,两条碎石路在门前交会。66岁的朱善勇指着房子说,房子是他的曾祖父盖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1945年,白玉梅从上海回家务农时,曾将房子整修过一次。

  “桌子、椅子、灶头、楼梯,都是我父亲置办的,他一直用到过世。”2006年1月1日,朱善勇给嵊州市各个部门写信,要求将这栋房子作为越剧发展历史的一个遗址,加以保护。

  “嵊州有很多越剧名人,我父亲和姐姐对越剧发展是有贡献的,可是在嵊州默默无名”,他说,“说实话,我心里是很不平衡的。”

  他知道今年是越剧诞生100周年。事情虽然有一点波折,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嵊州市作为越剧发源地,为100周年举办了规模宏大的纪念活动。3月,有关部门来到这个距市区数十公里的小山村,将那块小小的牌子挂到了朱家的大门上。

  朱家的房子天井里,挂着朱善勇找人制作的关于越剧发展的挂图,一脚踏进天井右边的房子,视线顿时一暗。一个狭窄的过堂里,拥挤地摆放着他的父亲白玉梅和姐姐小白玉梅的一些旧物,有大幅的照片,曾用来摆放各种行头的箱笼,朝北的厢房里,小白玉梅的一件练功服挂在窗边,花色鲜艳而醒目。

  白玉梅首创男女混演,长女小白玉梅是班底之一。1921年出生的小白玉梅未入科班,而是自幼随父亲在戏班里生活,耳熏目染学会唱戏。和许多名角一样,最初上台的机会是来自临时顶角。

  1933年,张荣标到上海后,“绍兴文戏”达至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仅10月,就有12个戏班同时演出;但女班日多,男班已有渐行渐衰之势。这一年,上海的报纸第一次出现了男女混演的消息,是白玉梅父女同台演出。在频繁的搭台中,张荣标也和小白玉梅有过同台演出的经历。

  “娇小玲珑美如花”,上海12年,给张荣标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别人赞美他的这七个字。“现在时兴送花篮,那时候都是送字。请名家写字。”张荣标身材瘦小,扮旦角,艺名“两朵花”,似乎颇有些拥趸。然而,白玉梅并不看好男班的未来。他与长女同台,却没有让三个儿子再吃做戏这碗饭。到1938年,在杭州、宁波、嵊州的女班大量进沪,昔年施家岙的女班长大成人,“三花一娟”的演出引发报纸、上海老板和宁波老乡都去捧场。男班的演出市场急剧萎缩,衰落之势已经显而易见。

  “那时候,我也去看了她们演出《碧玉簪》和《梁祝》”,张荣标说,“她们的步子、扮相、唱腔都好。‘三花一娟’去了两三年,男班一落千丈,观众和收入越来越少,老板不请,只有回家一条路了。”

  到1938年,白玉梅基本上停止了演出,全家衣食靠小白玉梅供养。1945年,抗战结束,他和张荣标同时离开了上海。

  这是男班艺人彻底的撤退:白玉梅带着数箱道具和行头以及数百张照片,回到老家,以务农为生。他后半生担任了家乡的红茶初制所所长,唯一和越剧有关的事情是偶尔指导农民的业余越剧表演。后来,道具和行头也大多送了人。1966年,嵊州武斗成风,朱善勇出门避祸,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几百张照片,也在某个惶恐的夜里化成了灰烬。

  张荣标离开上海后,曾在嘉兴一带教戏,解放后先后加入嵊州和宁波的越剧团。1966年退休。1998年,嵊州越剧艺术学校请他前去授课。在当时拍摄的一卷录影带中,86岁的张荣标说,“要创造出自己的唱腔出来,现成吃吃,没有甜味……”他做了一个身段,让学生们留意他的眼神:要有力!不经意地,他露出咬牙切齿的模样来,似乎回忆起了多年前自己练功时情景。

  90岁以后,他开始编写《刘玉郎》。他的身体不错。他重新修整了师傅喻传海湮没在荒草间的坟墓,清明时候,还到师傅的坟上去看了看。他还在希望,本子能够交由宁波越剧团或嵊州越剧团排练演出。可是,他自己也知道,这希望眼见一天更比一天要渺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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