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赵启正：做一流新闻记者不容易(图)

新闻发布会制度有力推进了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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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从一名政府官员转型成教育管理者的赵启正

　　赵启正：评价“转型”为时尚早

　　5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赵启正在同济大学演讲结束后，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畅谈从从政向治学转型后的种种感受。

　　撰稿／贺莉丹(记者)

　　做一流新闻记者不容易

　　记者：你就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迄今已半年，作为人大新闻学院院长，你必须履行哪些职责？

　　赵启正：邵华泽同志在

　　记者：你带了几个研究生？

　　赵启正：今年是第一年(在人大带研究生)，现在还没有招完。我已经带过8个南开大学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生，6个毕业了，还有2个下学期毕业。我准备停止招经济学研究生，改招新闻专业研究生。

　　记者：你对学习新闻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赵启正：新闻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要深入社会，要给他们更多的面对社会的机会，让他们将来能从容面对挑战。

　　我们希望学生毕业后，尽量能提早独当一面、好好工作。所以在校期间，我们要对学生多介绍一些社会的发展，方法就是一方面学好课本内容，一方面要请一些重要人士到学校来演说，越是好的大学，越有能力请到名人来演说。名人在演说的两个小时左右时间内信息量很大，并且在思想方法上可以有很多启示。一场报告或演说下来，跟一场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相比有不同的体验，这种体验靠读书往往是得不来的。

　　我到人民大学的体会是，应该加强社会科学院系与社会的联系，使学生们更多地“外知世界，内知国情”，使他们更加成熟，更早成为今后的工作骨干。

　　记者：外界评价你时曾经用过“中国第一新闻官”、“中国政府公关总领”、“浦东赵”等称号，不过也有人说你担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不过是起了“花瓶”的作用，你怎么看呢？

　　赵启正：我不否认可能有“花瓶”作用，但这“花瓶”里头要有水，要能养花、使花更美丽才好啊。从去年11月19日我去人民大学开始，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就使人大增加了2000条新闻报道，报道中提到“人民大学”的新闻多了2000条。你说的“花瓶”如果指这个，这是有的。我不愿意做“花瓶”，但如果一定要我做“花瓶”，我要做好的“花瓶”。

　　记者：你在就任时表示“不要做泡沫院长”，在具体治学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毕竟，治学不同于从政，你如何实现从一名政府官员到一名教育管理者的转型？

　　赵启正：半年内我还回答不了这么大的问题。但我发现，我应该做的是要进一步扩展知识面，比如说，我就不大知道新闻史。但国内外对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需求我知道得多，我接触到的国内外记者太多了，一流新闻记者应该有怎样的素质我可能知道得比他们自己还多，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还要努力，要做一流新闻记者不容易。

　　记者：能谈谈你的工作状态吗？

　　赵启正：我的工作状态是，一，读报；二，写书；三，和老师们谈话。

　　记者：你的一个有趣的比喻是，“在

　　赵启正：对新闻官的培训准备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资深发言人作为讲课人，给他们准备8讲课程，这学期得排课表，准备下学期就开讲。你去听吧，我给你一个听课证。(笑)

　　记者：就目前而言，你认为你的此次转型是成功的，或者说是满意的吗？

　　赵启正：不能说是成功的，也不能说是满意的，因为还为时过早。

　　我喜欢棋逢对手

　　记者：你向来表示喜欢提问尖锐的记者，是吗？

　　赵启正：是这样的。尖锐的问题往往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最需要解释的问题。记者提了尖锐的问题，给我一个回答的机会，我很感谢这个记者，我并不认为他是跟我为难。

　　比如说今天的有些问题，虽然不能说有挑战性，但给我表达的机会，让我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体会，我不是也很高兴吗？(笑)

　　记者：我们在以往国务院的一些新闻发布会上看到，有一些记者给你“挑刺”，你很喜欢吗？

　　赵启正：特别好！就好比打网球，你打过来的球是软的，我怎么办？你就是把球抽回去也不英雄，那是一个软球！你打过来的球是硬的，我回得就好啊，棋逢对手！(笑)

　　记者：在你看来，一名优秀的记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赵启正：一是要有广泛的基础知识，作为记者，如果不懂经济、不懂文化、不懂政治，怎么报道？你怎么判断该不该报道？

　　其次，记者要内知国情、外知世界，要有比较和思考才能写出好的作品。记者还要有专长，对台湾问题有研究，也行；对国际问题有研究，也行。你总得研究某一方面问题。比如，我在香港说“现在天津滨海开发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好多了，当年深圳电话号码是五位、甚至四位，十叫九不通”，这不挺好吗？一家大报报道时改了，说“浦东新区当年的电话是十叫九不通”，浦东新区可没这样，上海电话哪有十叫九不通的？不认真！我说“三个开发区发展的宏观条件有很大不同，深圳是克服市场经济的惯性思维来发展的，所以深圳的发展很困难，不许批租、不许股份制；而浦东新区是在市场经济中发展的；天津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进入WTO以后发展的”，一家报纸又报道错了，说“深圳是克服惯性发展的”，这让人怎么懂呢？

　　记者的知识面可不能太窄了，听不懂采访人的话就说“最后登通稿吧”，这就非常遗憾。通稿是统一的，用通稿对付几句，这样的记者绝无成就。刚才有同学问我，你怎么取得成就？我说第一是努力，第二是机会。大家机会一样，为什么有的记者写出名作来，有的记者就写不出来？除了努力之外，还跟知识面有关系。

　　第三，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对记者来说是“中国故事，国际传播”，对国内来说就是“好故事，社会传播”。最后，记者要有责任心，不能哗众取宠写假新闻。

　　记者：你的工作让你可以接触众多国内外记者，在你看来，外国记者跟中国记者相比有哪些差别？

　　赵启正：一般外国记者更专业，他会事先研究一些问题，他先看了中国的很多相关报道，外国记者(提问时)先说一件事情，然后说“因此我的问题是……”，他是“二段论”。我们的记者不是这样，问“你第一次到中国来，你对中国有什么感想？”这是最笨的问题了！

　　在南联盟，我们的一个记者问人家，“你的女儿被炸死了，你一定很难过吧？”这叫问题吗？在美国，一个中国记者问美国飞行员的中国夫人，“你的先生牺牲后，你再也不嫁，你是不是为了纪念他？”这个美国飞行员20多岁在中国作战牺牲，现在老太太70多岁。我当时就说，你的问题浑！第一，“不再嫁”是封建思想，再嫁也不是不纪念亡夫；二，你怎么知道她没再嫁呢？奥运会上，我们的记者问“你没得金牌，你很沮丧吧？”能这么问吗？记者首先要学会做人，像这几个例子都反映了(记者)做人的道理不够。

　　争取报道的正面效果

　　记者：你曾表示，新闻发布会上尽量不要发生“无可奉告”的情况，特别避讳新闻发言人跟记者说“无可奉告”。在你以往的工作经验中，有没有遇到对记者的提问以“无可奉告”作答的情况？

　　赵启正：作为新闻发言人，你当然应该尽量回答问题，老是“无可奉告”怎么行呢？人家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但新闻发言人实在不会就只好“无可奉告”，不能瞎编。

　　有一次有个记者提问，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需要了解以后再回答你，你叫什么名字，下次我告诉你。”

　　记者：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些突发消息的报道现在比以前更快了，但是在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还是很不及时，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并不愿意媒体“揭丑”，也不愿意发布信息，你是如何向这些地方政府官员灌输“信息公开”的理念的？

　　赵启正：不要老说“负面报道”这个词。我的话这么表达：不能因为负面消息就不报道，报道负面消息有时也可以产生正面效果；我们要尽量争取报道的正面效果，正面效果的衡量就是对广大人民有利。

　　很多记者弄不清楚什么叫“负面”、什么叫“正面”。比如说禽流感，这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撞车了，这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你报道时说，大家要注意，我们不要再撞车，往右拐小心行人，慢点；报道某台汽车失灵了，干嘛这台汽车刹车刹不住？咱不买这车了，这是正面效果啊。

　　记者：不得不承认，有的地方政府和机构有时并不愿意媒体介入。

　　赵启正：看你怎么说了！发生SARS，是报道有利还是不报道有利？如果我做地方领导，我想报道有利，让大家小心，否则蔓延了怎么办？对不对？比如说某大学作弊，是报道有利还是不报道有利？报道有利啊，谁再作弊开除谁。有的人不喜欢报道怎么办？不喜欢就促进他！有的机构自己出了事不愿意被报道，该怎么办？不能听他的，还得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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