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之子范东升:做新闻“命中注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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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17日15:13 新民周刊 | |||||||||
与范长江的传奇生涯相比,范东生默默无闻,毫不张扬。两个时代,两种性格,造就了父子不同的新闻人生。 撰稿/莫 非 这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教学楼的一个普通办公室里,范东升
范东升做过记者也当过编辑,先后在报纸、杂志和网站工作。今年年初他受汕头大学所聘,来到长江新闻传播学院。他是在父亲的光环下生活吗? 与范长江传奇的光辉生涯相比,范东生默默无闻,毫不张扬。两个时代,两种性格,造就了父子不同的新闻人生。 《新民周刊》:也许到了现在,可以回头看一看,范长江这个名字对你的新闻人生意味着什么,带来了哪些帮助。 范东生:我懂事以后,父亲已被打成右派,那个时候,别人不提你的父亲是范长江就已经很好了,我自己决不会说;后来在中国新闻社做记者了,父亲的名声只会给我带来更大的压力。写不出好稿子,人家会说,“你父亲是这么有名的记者,你怎么会写不好呢?” 我的女儿范小江也在做记者,在美国纽约做记者,我就把父亲和我说的话也对她说了一遍,“你得靠自己呀,不靠真本事,将来没人帮得了你。”这样的态度,既是督促,也是压力。 《新民周刊》:祖孙三代在不同的时代做新闻,你觉得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性格,对一个记者有多大的影响? 范东生:的确,机遇对一个记者的成长非常重要。有时一个很糟糕的年代会产生伟大的记者。 当然,性格也是非常主要的。一个记者未必需要很高的文凭。我父亲的性格和我完全不一样,不夸张地说他确实是天生的记者,特别活跃,思维特别开放,三教九流的朋友特别多,意志力和学习能力都非常强。而我女儿的性格似乎更像她的爷爷。 《新民周刊》:今年是长征70周年,说到长征,就一定会说到你父亲和他当年写的那部与长征息息相关的《中国西北角》。 范东生:《中国的西北角》上下两册中有着关于红军长征最详细最真实的记载。他是在长征时期,唯一目击整个过程,然后写出报道的记者。而斯诺是红军长征完成后的第二年,到陕北听当时的领导人回忆整个长征过程,然后写出来的。当时的状态是,前面的部队在打仗,他自己一个人就在后面跟着,也没有得到任何批准,只是自己坚持要去。 《新民周刊》:当时他关于西北的报道在《大公报》上连载,引起了轰动,在你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范东生:他当时只是个二十多岁的普通年轻人,《大公报》给了他站在中立角度上讲述整个历史事件的机会。当时我父亲写的都是独家报道,又是站在公正立场上的,不像国民党报纸刊发的那些“剿匪战报”,它写的都是自己的所见所闻。当时的政府对此非常恼火,后来他也曾被多次跟踪,但幸而都虎口脱险。 《新民周刊》:范长江先生在建国后还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吗? 范东生:1949年后,我父亲还先后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单位工作。但这之后,他就离开新闻界了,所有传记里关于他的故事似乎讲到这里也就停止了。实际上,后来他从新闻界转到了科技界,担任国家科委的领导。我在中国新闻社做科技新闻记者时经常去一些大学或研究所采访,一些老同志常会提到我的父亲,当时我很感慨。 《新民周刊》:是什么促使你去报考新闻专业的呢? 范东生:我在“文革”中到了农村。那段时间里除了劳动,我总喜欢和当地一位老师下围棋,当他后来听说我父亲是范长江时,就聊起了《大公报》上的那些报道和曾经引起的轰动,这些都是我没有听说过的,对我影响非常大。恢复高考第一年,我就报考了两个专业:新闻系和经济系。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潜在的。现在回头看来,做新闻对我来说,应该也是“命中注定”的事。 《新民周刊》:做记者,你给自己打几分?在新闻行业里,你觉得自己比较擅长的是哪些方面? 范东生:我不敢给自己太高分,80分算是个合格分了。但我一直尽力去做一个好记者,无论之前在中国新闻社到后来的《华声月报》杂志。 当我开始真正做记者工作的时候,我已经错过了做记者的黄金年龄,我认为做记者的黄金年龄应该是20多岁,而我是从30多岁开始的。准确地说我只做了4年的记者,就转到了编辑方向。 《新民周刊》:你曾在美国的《侨报》担任社长。5年在美国办报,应该是个很大的挑战。 范东生:是的,在美国的那5年是我一生中对我考验最大的一个工作。《侨报》的团队人非常少,总共加起来才二三十人,却要做44个版,工作强度相当大,常常是一人身兼数职,一个编辑基本上要策划、写稿或安排稿件,然后翻译、校对,完成几乎所有的事,我们是日报,无节假日,我在《侨报》的5年基本就没有休息过。-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