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危机的中国含义

　　伊朗危机的中国含义

　　□王 猛

　　4月的德黑兰处于世界舆论焦点，不仅是维也纳+莫斯科版“六方会谈”(安理会“五常”加德国)的矛头所向，也是“胡布会”的中心议题之一。最让人担心的是，国际原子能机

构总干事巴拉迪13日凌晨的造访，没能实现让伊朗至少在4月28日前暂停铀浓缩活动的预定目标，只拿到了伊方两天前宣称已成功提炼出的低纯度浓缩铀样品。这距离他向安理会提交报告还有半个月时间，也就是说3月29日安理会主席声明给予伊朗的“一个月缓冲期”已经耗去了一半。而就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方面继2月份派出特使进行外交斡旋之后，再遣高官对伊朗和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也一再强调，在目前情况下，使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制裁措施均无助于伊核问题的解决，呼吁伊朗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外交部发言人也曾郑重其事地“奉劝”相关各方认清形势。可以说，伊朗核危机是中国在2006年的一场外交硬仗，它严峻考验着中国在战略机遇期的和平发展。

　　温水煮青蛙：

　　伊核问题波澜迭生

　　自2002年8月15日伊朗核设施被曝光后，伊朗核危机近4年来的总趋势是不断升级。虽然伊朗始终坚持自己的和平利用核能权利，声称寻求建立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只是为了自力更生地确保核电站的燃料供应，但它对国际社会遮遮掩掩的态度已经让人起疑，更不用说美国从卡迪尔·汗“核超市”那儿得到的外围证据。可以这样设想：因为伊朗不具备像印度核爆前那样成熟的核技术和逃避卫星监视的条件，它在具体操作层面就采取进一步退半步的“温水煮青蛙”策略，一方面在核研发领域稳步推进，另一方面采取辅助行动减缓国际压力，留出时间让国际社会适应。它的盘算是：既然能够迫使欧盟默认伊朗的铀转化事实，估计美国也会逐步承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只是量变会引起质变，欧美真正担心的伊核计划一旦借助恢复铀浓缩活动显露苗头，较量也就进入了面对面阶段。

　　4月11日，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宣布已成功提炼出纯度为3.5%的浓缩铀，让人们格外关注随后访问叙利亚和科威特的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想从他嘴中探得德黑兰的真正意图，但得到的多是一些老套的说辞。如在叙利亚，拉夫桑贾尼说伊朗决不会屈服于联合国压力而停止铀浓缩计划；在科威特，他又说伊朗不希望与西方军事对抗，但这种对抗一旦发生，伊朗也时刻准备应对。不过，仍有分析家抓住他的“当巴拉迪抵达伊朗时，他将面临新情况”这一句，认为明显不同于内贾德“伊朗即将加入核技术国家俱乐部”的宣示，并进而论证说这种宣示与其说显示了伊朗的技术突破，还不如说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政治示威：既强化了国内民众对核计划的支持，又给世界造成伊朗有核化不可逆转的印象。

　　对于伊朗像“瀑布”一样不可逆转的核活动，世界大国和相关国家都已经作出了反应。继“邪恶轴心”及“暴政前哨”的定位之后，布什政府在今年3月首次将伊朗视为“美国的最大挑战”，只是因为暂时还难以发起另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而采取了外交优先、渐进增压的方法。而对2003年以来一直着意通过多边框架化解危机的欧盟而言，伊朗的“拖”字诀和屡次爽约已经令他们忍无可忍，虽然“军事行动绝对不在考虑之列”，但已同意把伊核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一贯有着黑社会老大作派的俄罗斯，现在仅因为伊朗的铀浓缩水平还处于“实验室规模”而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旦华盛顿保障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其立场就很值得怀疑，事实上，它的在俄境内建立铀浓缩联合企业的危机解决办法，不仅剥夺了伊朗秘密从事军用核计划的一切机会，而且在理论上随时可以中断与伊朗的合作并进而危及伊朗的核主权。日本则在如何敦促伊朗放弃核计划，同时又能保全石油供应和对美关系之间绞尽脑汁。作为核俱乐部的新成员，印度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危机不仅因为在能源和地缘方面有求于伊朗，恐怕还有对伊朗现实处境更深一层的感同身受。

　　在中东地区，除叙利亚祝贺伊朗“加入了核俱乐部”之外，刚刚获得伊朗雪中送炭的5000万美元援助的哈马斯也表示乐观其成。埃及不能接受中东地区出现一个有核国家的现实，认为伊朗会使中东地区的安全平衡进一步复杂化；而腹背受敌的以色列只等美国一声令下，时刻准备着重演1981年奔袭伊拉克核反应堆时的单刀赴会。作为伊朗的海湾邻国，科威特希望伊朗的核计划仅限于和平目的，并担心伊朗一旦发生的核泄露会给本地区带来严重危险；卡塔尔则希望伊朗发展新式武器不要使本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

　　波斯硬汉的民粹情结

　　与冷战思维

　　“革命是群众的节日”，当从凯歌高进的宏大革命主题转入复杂而琐碎的国家建设任务时，人们开始领悟到，那些曾经被认为会伴随旧制度一同消失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党派纷争、阶级分化、利益集团衍生、官僚体制的低效和腐败等，其根源并不肤浅；新兴权力阶层对社会发展一夜质变的虚幻设想，都要么显得苍白空洞要么根本就是在骗人。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如果得不到适当引导，就会引起民众的凝聚力下降和思想混乱，严重时甚至会销蚀当权者的政治合法性。伊斯兰革命1/4世纪后的伊朗正处于这样的转折关头。尽管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却陷入经济滞胀状态，人均收入降至王朝时期的一半甚至更低，非官方统计的失业率高达30%，即便每年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也仅能使失业状况不会进一步恶化。对现实不满的伊朗人常喜欢指着路旁的高级建筑和高架桥，回忆老国王时期的大手笔，大气派。和巴列维时期相比，今天的伊朗国家固然需要特色和独立，但更需要实质性的进步和成就；社会急需的不是如何更公正地分配蛋糕，而是怎样把蛋糕再做大。

　　内贾德总统在去年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以大比分胜出，靠的不只是他作为“草根总统”读书致仕成长道路的“晕轮效应”以及朴实亲民勤俭廉政的市长形象，更得益于他在伊美关系和伊核问题上的强硬政治态度。换句话说，他借助反腐败承诺和为穷人谋福利的主张，通过反对西方、发誓重归伊斯兰革命原则和捍卫宗教习俗的尊严等途径上台。因为伊朗的政府和议会现在均是保守派当家，已经进入总统角色的内贾德即使想不丑化美以等国恐怕也难。但无法立竿见影兑现竞选诺言的内贾德运气不错，持续走高的石油收入暂时地掩盖了伊朗经济问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而他本人也适时地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了对外事务方面：不仅用接二连三的激进反以言论引起世人侧目，而且成功地把伊朗的核开发同捍卫国家主权及民族尊严划上等号，将掌握铀浓缩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的先进技术变成了一种国家意志。就神权政体激进的意识形态和不透明运作而言，伊朗的核能开发计划很难不被视为就是寻求核武器计划；而以今天掌握核武器的门槛之低和扩散之滥，加之印巴和朝鲜的成功示范，意愿强烈的伊朗要拥有核武器大约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伊核问题因之也亦真亦假，放任自流就是一个真问题，严加监管则是一个假问题。美国的过错在于它的军事打击迷思及双重标准而不是反扩散本身。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会更安全吗？

　　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出了核武器，但原子弹本身却并没有提高中国的国防安全系数。在20世纪的50~60年代，慑止美国至少4次对中国发动核袭击的力量显然不是尚在襁褓之中的中国核武器，但新中国经历的“最冷的冷战”却发生在已经具备核威慑能力的1969年，而且最终扭转这一危局的手段也几乎与核武器无关。核武器作为一种体现威慑作用的最后报复手段，它的功用主要在于增加人们某种程度的安全自信，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安全体系，在冷战时期表现为大国间的恐怖平衡，在后冷战时代却可能是伊朗等中等国家滋生不可控因素并导致毁灭的根源。在迄今还未有国家公开宣称拥有核武器的中东地区，核武器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一件奢侈品，伊朗的拥核企图除了使自身遭受更大的核袭击危险外，恐怕只会恶化自身的安全环境。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的行为可以被明确地预期，它的合理举动就不会被别国视作威胁，它因而也就获得了安全保障。伊朗在巴列维时期的核计划曾经得到过美欧国家的鼎力相助，而今天伊朗连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说辞也让人难以相信，需要反思的恐怕是决策者的冷战安全思维。

　　伊朗能源的中国视角

　　伊朗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1000亿桶，占世界总储量的10%，居世界第五位；天然气储量约26万亿立方米，约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16%，居世界第二位。目前，伊朗是世界第四大石油生产国，日出口额约占全球贸易量的5.4%。虽然在理论上伊朗有能力动用石油武器，甚至可以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来应对国际危机，但实际上它不会、也不敢这么做。在2005财年，550亿美元的石油创汇约占伊朗GDP的1/4、出口收入和政府财政支出的80%。因此，即便真的使用石油武器，遭受严重打击的最终是众多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已经具备较强抗冲击能力的西方大国，当然还有伊朗政府不得不付出的经济和政治代价。

　　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中国与伊朗当前日趋紧密的能源合作，会得出一个比西方与伊朗交易更大的风险系数。不过，按照历史的眼光，中伊能源合作也并非天然如此或者从此就一帆风顺的。在中伊交往初期，石油贸易属于平衡国家间贸易逆差的弥补性行为，是双边关系中的副产品，那时因为顾虑与美国的关系，中国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甚至还取消了已经签署的某些协议。近年来，中伊石油贸易逐渐变成主打产品，而且有望成为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强大动力——从1998年到2005年，中国进口的中东原油占总进口量的51%，其中从伊朗进口的原油占13.6%，年增长率为16.5%，均排第二位；2006年1月，中国进口伊朗原油190万吨，同比上涨75%，伊朗首次超过沙特和安哥拉，成为中国的头号供油国。

　　在这一高歌猛进的征途中，有两个标志性的转折事件，即1999年北约“炸馆”事件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让被民族感情和石油需求双重驱使的中国减少了对美国的顾虑；加上2002年伊朗推出新的优惠政策，吸引了法国、日本、印度等多国石油公司进驻，中国再不加入恐会被边缘化，所以北京决定早作绸缪；而作为催化剂的则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由于战后的混沌形势让美国很难置喙伊朗，故而从2004年2月起，中国主动促成了中伊两国的混合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接着把亚洲博鳌论坛的能源分会开到了德黑兰；在伊朗前石油部长赞甘内公开表示给予中国最大的优先权，希望中国成为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地后，中国外长李肇星访问伊朗，宣布中国政府反对将伊核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伊朗在寻找新经济和政治伙伴时锁定的目标之一，而经过伊拉克战争后，伊朗更需要和平维护者。2004年，中伊悄悄达成了多项能源合作协议：3月，珠海振戎公司与伊朗国家天然气出口公司签署了为期25年的框架协议，计划从2008年起每年从伊朗进口250万吨液化天然气，2013年以后的进口量翻倍；5月，中石油与伊朗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约，从伊朗进口总值达数十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并同时获得伊朗相关石油区块的开发权；10月，根据两国石油合作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中石化集团作为主要开发商开发伊朗亚达瓦兰油田，而中石化亦有望在今后25年内每年购买1000万吨伊朗液化天然气，合同总值近千亿美元，几乎是中伊两国2003年贸易额的20倍。

　　但谈判并达成协议是一回事，真正实施则是另外一回事。中伊之间千亿美元能源大单的至今未果就是明例。在中国于今年2月投票赞成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把伊朗核问题报告给安理会后，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3月的访伊安排已经被取消，中方购买伊朗2.5亿吨天然气的合同最早也要在2010年才可能实施，合同期限则被延长到2034年。

　　不过总的来说，中伊关系经过2005年的磨合后已经非同一般。截至2006年2月，中伊之间共有包括大连LNG精炼厂在内的六七个石油中下游合作项目和3个正在运作的上游项目，即亚达瓦兰油田、南帕斯气田和北阿扎德甘油田。其中，南帕斯气田根据已有协议将从2008年开始往中国输送液化天然气；北阿扎德干油田开发项目正在吸引中石油和中石化等中国公司参与，而珠海振戎公司此前已签下了1200万吨原油进口大单。

　　因为中伊已经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签订了100多个长期的大型合作项目，有分析指出：一旦签署的亚达瓦兰油田开发项目付诸实施，中国将成为伊朗对外油气领域最大的投资者。但值得注意的是，中伊双方都同时在走多元化路线以分散风险：中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长达25年的天然气巨额协议，而伊朗寻求的石油战略联盟目标也把美副总统切尼的公司囊括在内，甚至提出美国可以占其核事业一半的股份。所以，中伊之间的能源合作是双方在利益权衡后的一次正常合作，彼此都是对方相对可靠但并非唯一的合作伙伴。

　　伊朗危机的中国因应

　　与激进空洞的冷战时期和一味韬光养晦的上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的中国对中东国家外交已经大气和内容丰富了许多；而和其他中东国家相比，对伊朗事务的参与因为涉及美对伊的遏制政策，成为中国外交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之一。

　　伊核危机持续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伊朗的革命性而非现状性国家身份。在西方看来，伊朗违反国际承诺，在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签订了保障协议后曾长期隐瞒其核活动，而在IAEA接连通过大量决议要求严格履约之后，伊朗已经没有多少继续隐瞒和回避的本钱，它毕竟还没有掌握核武器。“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伊朗石化能源的战略重要性使得世界大国不可能像卢旺达和索马里那样对它弃之不顾。激情狂热下的伊朗似乎有些不知进退，虽然它拿捏准了美国现在的战略困境，但在莫斯科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不能谋其政。既然有山姆大叔这样的世界警察在维持秩序，有俄罗斯这样地缘政治位置优越的昔日霸主不甘寂寞，中国现在对伊核问题就只须做一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尊重伊朗的和平利用核能权利、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支持并进一步配合俄罗斯发挥作用、维持伊核危机的适度紧张，提供一定的军事装备和技术以增强伊朗信心并换取石油利益等。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旦伊核危机的相关方同时拒绝了所有的妥协而选择战争，中国就不必再犯难，而必须从根本上认真思考和决定自己的国际定位与发展方向，并据此谋求相应的利益补偿。

　　国际社会是一个信奉实力的权力系统。2005年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是1142亿美元，而同期中国与伊朗的双边贸易却只有100亿美元，中国固然在冷战结束前后与伊朗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进行过一些合作，现在也固然亟需伊朗的油气来满足经济发展，但没有伊朗的石油，中国照样可以发展和进步；但若与美国交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目标就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对于伊朗与西方国家在核问题上的对立，中国既不必高调介入替人揽过地完全赞同或支持某一方，也不必瞻前顾后进退失据地认为谁也得罪不起。只要伊朗审时度势地有进有退，中国就应该也能够出面为伊朗讲话；如果伊朗持续强硬，它就必须自己承担一意孤行的后果，届时中国投给联合国制裁决议的弃权票已经是它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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