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都特可爱

　　记者 陈黎

　　作者简介

　　查建英(笔名：扎西多)：北京人。1978年至1987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87年回国，90年代返回美国。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

a Pop，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等。

　　《八十年代访谈录》

　　查建英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5月版

　　定价：38.00元

　　当人们搭上迅疾向前的车辆，反而会不由自主地频频回首，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遗失在过去，而那是什么呢？这正是《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极力想去探询的。

　　查建英选择了11位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访谈。他们是：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正如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领域一样，他们对于过去不久的八十年代也有着迥异的态度，有的人不无伤感地怀旧，有的人则是理性的分析，有的人则是激烈地嘲讽。从中亦可看出八十年代的确是一个独特的年代，对于它的反省也许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现在这个时代。

　　还是对小说情有独钟

　　南都周刊：很多年前看过你的小说《丛林下的冰河》，写的是在美国的留学生活，还写到亨利·詹姆斯。印象很深。

　　查建英：多早以前了！我现在都不敢看我过去写的小说，有点羞愧的感觉。说起这篇小说，导演张暖昕1989年时曾想把它拍成电影，剧本都写好了，甚至拉了一个英文剧本，因为有部分是国外投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拍成。

　　南都周刊：如果拍成电影，肯定是个文艺片吧。

　　查建英：太文艺了。当年张暖昕的想法肯定也是这样。你看她拍的《青春祭》。导演宁瀛不久前才看到我的这篇小说，很喜欢，也想拍成电影。她就说，要UPDATE一下，因为是1988年写的，很久很久以前了。如果宁瀛要拍的话，会把时间延缓到现在。

　　南都周刊：有多久没有写小说了？

　　查建英：最后一篇小说是英文的，发表在纽约的一个文学杂志上，1996年前后吧。这个短篇其实是我长篇构思的一个开章，我没有再写下去。用英语写得也很少。1999年到2001年的时候，我住在香港，一度想写小说，写了些短篇，都没有发表。

　　南都周刊：也算是断断续续在写。

　　查建英：还是对小说情有独钟吧。一直就没断过这个想法。1987年到1989年，我不是回国集中写了一批小说嘛。90年代回美国后，就没再写了。因为用第二语言写小说，总感觉没信心，语感掌握不好。而且英语里的非虚构文体对我特别刺激，它需要一种新的写作态度。它要求你冷静、客观、有距离。而我以前的小说特感性、特直观，有点自恋吧。所以我就换了英语，换了文体，写了一串纪实性的，1995年出了一本书《CHINA POP》，讲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化转型，是明确地写给美国人看的。

　　南都周刊：翻译成中文了吗？

　　查建英：没有。翻译成中文，需要删去不少内容。再说目标读者是美国人，翻译成中文，不知道会不会有意思。这本书写完后，我去了休斯敦，那是一个特别美国的城市。我到那里就怀孕了，接着生了女儿。有好多年就不大能出门，女儿太小。她是1996年9月出生的，1997年5月带她回来了一趟，小孩很敏感，不适应新的环境，晚上老醒老哭，那时还没断奶呢，真是疲倦不堪。后来好几年我就没有回国。写作这件事，一是没时间没精力，再一个也有接不上地气的感觉。没写什么东西。

　　南都周刊：到了香港以后呢？

　　查建英：到了香港，也没有用中文写小说，那些短篇都是用英语写的。本来是想在香港写一个类似《CHINA POP》的东西，但我对香港没感觉，挺隔的，没把握写这个地方。还专门去深圳写过东西，也没把握，每次看都觉得不好。现在想起来，这是个错误。索性就改成写小说，还没写完就回美国了。总而言之，小说这件事就是时断时续的。

　　南都周刊：和你本身的性格有关吗？

　　查建英：我不是一个太能按计划办事的人。我不能勉强自己。连生孩子这件事，都是这样。《八十年代访谈录》的责编吴彬，她和我是老朋友，她对我说，你生孩子我们全都大吃一惊，你不仅能把孩子生出来，还能把她带出来？吴彬说，你连走路都走不好。我走路是特任性的，我个子高，胳膊甩甩的，一看就不是个能负起责任的人。我就彻底变成一个妈了。我背上背着女儿，走到哪，带到哪。

　　南都周刊：你1981年去美国留学也是这样的，说去就去了。

　　查建英：去美国是因为特好奇，就去了，没有任何理性的考虑。我当时什么也没有，不会英语，也没熟人，举目无亲，去那肯定要摔一大跟头。但这些都不想，就一个念头，想出去看看。自费留学几乎没人知道，我也是偶然才知道的。美国的大学给了奖学金，家里当时的积蓄就够买一张单程机票，3000块钱。很大一笔钱。

　　南都周刊：你们家还挺有钱的。1981年，3000块钱对大多数人来说，绝对是天文数字。

　　查建英：那是家里多年的积蓄啊。当然，他们如果没有这钱，我肯定去不了。

　　南都周刊：你呆过不少城市，在纽约安了家，最终还是选择了北京。

　　查建英：对，我特别喜欢北京。我是北京人，对北京是又爱又恨。说到这，《北京人在纽约》我特别不喜欢，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民族主义情绪怎么那么强？挺扭曲的，至于吗？后来想也可以理解，因为我去美国时是个学生，又有奖学金，我的生活比较容易，读书就完了嘛。没有他那种感觉，那种生活简直是一塌糊涂，流血流汗的。刘索拉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也谈到了，我觉得她真够勇敢的，把她那种失落说出来。她曾经大红大紫过，出去以后的落差肯定是特别剧烈的。再说回到北京，我最有感情最认同的两个城市，就是北京和纽约。纽约和北京有相似的地方，连气候都差不多。北京和纽约都可以容纳各色人等。纽约是个特别不美国的地方。我在休斯敦的那几年闷得要发疯，住着大房子，烤着肉，看着电视。香港我也不喜欢，夏天特别长，很保守，很商业，艺术家的空间非常有限。别无选择了，只有在北京和纽约落脚。我先生是纽约人，转了一大圈，他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老家纽约。人世沧桑啊。

　　80年代看上去很美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访谈录》不是一本容易进入的书，很多人在说话，受访者之间又有很多的交叉关系。

　　查建英：没错。这个人说起那个人，那个人又说起这个人，圈子文化。开始我就不想把它弄成一般的访谈，结果一多半找的是朋友。事先说好了，是讨论，所以聊起来线头就多了，不按照提纲走。那天和许知远聊天，他说，书里面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人，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像李陀，特别较真，坚持用那一套语言。

　　南都周刊：没觉得有多怪，可能因为你书中有些人在媒体经常露面，也就是这样。

　　查建英：是吗？有些读者还问我，你书中这些人，近年怎么都这么沉寂啊？

　　南都周刊：陈丹青、刘索拉、崔健，包括阿城、北岛，都时不时会出来吧，应该不陌生，不沉默。

　　查建英：就算是这样，但这些人集中在一起说话，而且每篇都挺长的，应该是没有过。

　　南都周刊：还打算再采访一批人，再出一本续吗？

　　查建英：画一句号吧，要不然我那本英文书就别写了，早就应该交稿了。

　　南都周刊：访谈录文字有近30万字，采访本身也是很耗人的吧？

　　查建英：对，包括整理记录。谈的时候越兴之所至，整理起来就越花时间。

　　南都周刊：为什么每篇访谈最后都有删节？

　　查建英：举个例子，像甘阳那篇，我删了三万字。他聊了很多当年哲学圈内特别具体的事，一般读者可能不会感兴趣。

　　南都周刊：从书中能看出，甘阳很狂。

　　查建英：他可能是这个系列里最狂的一个，但也挺真实的，他这人的性格也就出来了。他公开骂人，连李陀都骂了。他一直就这样，气焰嚣张，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场合，都这样。从来没变过，甘阳真是一绝。我希望这本访谈录能有包容性，不要以党派阵营来取人。再一个，我是写小说的，从人性的角度，我觉得这些人都特可爱，哪怕他们有些观点我不同意。

　　南都周刊：你和他们一般聊多久？

　　查建英：每个人都不一样。像阿城和甘阳，我们聊了一夜。崔健聊得比较短。

　　阿城: 当然，说起来，八十年代几乎是全民进行知识重构的时候，突然允许和海外的亲戚联系了，有翻译了，进来了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这个那个知识。这也造成很多人变化非常快。

　　陈平原: 在中国，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还能影响社会，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具体进程。所以，中国的八十年代，其实很值得怀念。

　　刘索拉: 八十年代中国的艺术复兴，推出来一批还没弄清艺术的艺术大师。如果我们对他们成功的偶然性和意外性看不清真相，就会影响到将来艺术的发展，以为所有的成功都是偶然性和意外性的。

　　甘阳: 八十年代文化讨论很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是把晚清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问题，全部都重述了一遍。但我们是希望把它带到现代西学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来重新谈这个问题。

　　我回顾起来，八十年代我们实际上是一种对现代性的诗意批判，真的，而且都是很有原因的。

　　李陀: 八十年代一个特征，就是人人都有激情。什么激情呢，不是一般的激情，是继往开来的激情，人人都有这么一个抱负。

　　陈丹青: 所有八十年代的人都背着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遗产，浑身上下都是官样文化的遗传基因。

　　北岛: 无论如何，八十年代的确让我怀念，尽管有种种危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国二十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再出现这样的高潮，我们这代人恐怕赶不上了。

　　南都周刊；对，感觉崔健在里面是最不和谐的一个人。

　　查建英：为什么？昨天也有人这么告诉我。

　　南都周刊；感觉崔健和他们是两代人，关心的问题不一样。虽然阿城会感觉他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但我觉得他和陈丹青他们还是一样的。

　　查建英：这挺有意思。怎么讲？

　　南都周刊：可能阿城他们自我感觉更好，知道自己聪明，说话时一直有这个东西在。我以为崔健不是一个自我感觉很好的人。

　　查建英：实际上，那天和崔健聊天，他并不在状态上。他没有怎么谈到80年代，他完全说的是现在的事，特别愤怒，一路抨击下来。有人说，看了这本书，觉得崔健在里面像个高中生似的，特别愤青。阿城和陈丹青是比较像，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是深刻的、到位的，我可以理解。

　　南都周刊；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吃这一套了。旧的权威很容易土崩瓦解，新的权威随时在变幻。

　　查建英：是吧？哪个权威都长不了。换一个说法，现在空间这么大，他们坚持以他们的方式说话，也挺好。也不会由于他们在说话，就变成中心。大家可以选择，你可以去听超女，不去听阿城嘛。肯定听超女的人，远远超过听阿城的人。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比老年人说话声音大得多，听众群也大得多。

　　南都周刊：关于80年代，你接受过很多采访了，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查建英：比如说，80年代是不是真的那么美好？其实书里的人并没有美化80年代，他们说了很多80年代的问题，都挺激烈的。这是一类问题。再一类，这些人现在活得怎么样？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你看陈平原，他在北大的主要任务是教书和研究，你还要他干什么呢？

　　南都周刊：插一句，为什么不选择你的同学夏晓虹，却选了她的丈夫陈平原？

　　查建英：因为夏晓虹在80年代并不特别活跃。如果选她，那我可以选出一大批类似的。而陈平原他们当年的三人谈，是个事件，就是怎么重新看文学史。陈平原一直对80年代学术有一个反思。晓虹更个人，不太适合谈这种大问题，她不是这么一个人。

　　南都周刊：这本书的受访者中，你和谁最熟？

　　查建英：刘索拉。和她认识时间不是最长的，但关系最密切。刘索拉的丈夫和我的丈夫又是特别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大学教授，共同话题比较多。刘索拉夫妇是我女儿的干妈干爹，所以我女儿就认识这本书里的一个人——她的索拉大姨。这书出来后，刘索拉还说，“我太掉以轻心了。”因为我们是躺在床上瞎聊天。认识北岛有27年，但访谈是用邮件，没见到面。认识他时，我还是北大的学生，特崇拜他，挺有距离的。访谈的过程也是了解朋友的过程，它和平常谈话不一样。和阿城也没有个单独一聊聊一夜的机会，以前都是几个人在一起聊。书中的漫谈和长谈也在形式上再现了80年代的氛围，当时很多东西就是这么碰撞出来的。所谓的圈子文化是什么？就是狐朋狗友，在又随意又强烈的气氛当中，互相刺激出新的想法。

　　南都周刊；熟人之间做访谈，会不会有它的问题呢？因为你们太熟了，有些读者想知道的，却被你们忽视了。或者有读者会认为作为提问者，你的话太多。

　　查建英：肯定是它的问题。比方和崔健的访谈，我们不是在交流，他很明确地把他的想法表现出来，这有它的好处吧。我就不打岔了，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吧。

　　南都周刊：你和你的朋友都极力推崇王朔，为什么这本书里没有他呢？

　　查建英：其实我挺想找王朔的，但想了想，虽然他的小说发表在80年代，影响却是在90年代。如果做一本90年代的访谈，他肯定是最重要的人物。我本来还想采访上海的一些作家，如孙甘露、王安忆、吴亮等，但我发现我跑不了，最后就拉掉了一大堆人。

　　多有几个韩寒就好了

　　南都周刊：对80后这一代人怎么看？

　　查建英：上次白烨和韩寒的事，是个话题，我也被逼得只好说话，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莫名其妙就挺喜欢韩寒的，我注意到他，也是因为他和白烨的争论。我觉得理完全在韩寒这一边，白烨怎么这么烦人啊，他的言论让人没法恭维，完全在胡扯嘛。韩寒的小说我就看过《三重门》，因为一个美国朋友、《时代》周刊的记者，要写一篇文章要评论韩寒现象，我就帮他看了一下。他那年17岁，还是能看出才气的。他的博客文章也挺敏锐的，能看出这小孩的聪明。他批评的很多东西，比如教育体制，比如主流中年男人的某种样态，真是很犀利。应该有人出来说，而且他说得又那么漂亮，我不由自主地看着乐。他那坏小子的感觉，比郭敬明可爱多了。郭敬明也是有才气的，但是太软了。

　　南都周刊：会不会觉得韩寒攻击性太强，表现欲太强？

　　查建英：有的人就是挺生猛的，有的人就是内敛的。我觉得中国人老想把各种各样的棱角给磨圆了，变成特别成熟，没有锋芒的性格。尤其是这么年轻的人，你就用小老头的标准要求他，这是扼杀创造力的文化。有的人特别害怕你把皮袍下面的虱子给捉出来，但他不这样说。他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皮袍掀起来呢，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这是更恶心的一件事。要是多有几个韩寒就好了，更好玩。

　　南都周刊：韩寒只有一个，但他的粉丝不计其数。

　　查建英：这一点我有体会。我看现在的博客，跟过去的大字报一样。每个人各显神通，语不惊人死不休，把话说到最极端为止。

　　南都周刊：新浪找过你写博客吗？

　　查建英：找过，我马上就拒绝了。从这一方面说，我比较保守。我这书里也只有陈丹青一个人写博客。最开始我对博客挺反感的，挺矫情的，假装在写日记，其实是给别人看的。而且每天写博客，像完成任务似的，没必要。我是一旁观的性格，喜欢看戏。人打得死去活来，我在这边摇着扇子，吃点小吃，哟，可真好玩啊。非得让我上台去打架，我不愿意。我也不知道每天看点击率，这什么感觉啊？

　　南都周刊：没去问问你的好友洪晃吗？

　　查建英：她是活得特热闹，特兴奋的人，一个馒头的成名作点击就几十万。晃是一个个案。我觉得，晃呢，一直到开博客之前都没找到充分释放才能的平台。我认识她这么多年，她是一个特别有喜剧才能的人，她会模仿各式各样人的神态和说话。博客还真是挺适合她的，她挺能写的，尤其是几笔勾勒一个人、一件事。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访谈录》内容很丰富，但有一点却没有涉及——80年代的爱情到哪里去了？

　　查建英：他们不会愿意谈。如果问他们的感情生活，肯定是一口回绝。我干脆就没问。当然索拉和我是闺中密友，私下里谈，公开也不会谈。不熟的，像崔健和田壮壮，我以前都不认识，更不能谈感情生活了。我熟的人，不要说访谈的时候，平常交往时，也不谈自己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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